对于本论文集中所收的论文，我作为原作者本来不准备从今天的角度再一一作“补注”。但“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这篇论文是唯一的例外，我感到有必要对此作最小限度的“补注”。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这篇论文是1949年在《展望》杂志1月号发表的，本来预定在2月号或3月号发表其续篇。在1月号的这篇稿子里，没有来得及论述我的构想中关于“国家理性问题”的历史展开的主要部分，只写完了其“前奏曲”。因此，我觉得作者有义务在这篇论文结束之处，介绍一下自己本应论述的主要部分的构思和意图。这是第一点理由。

第二，“国家理性”这个概念，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不管是在日文还是中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当时这篇论文在日本发表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概念也产生了误会。所以在此设一补注，对“国家理性”这个概念作最小限度的说明，这也许能对读者的理解提供些参考。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首先介绍一下本稿发表之初人们对此概念产生误解的具体例子。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节里有以下一段：“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取得了出色的平衡，这的确是幸福的一瞬间。”有些读者把这里说的“幸福的一瞬间”(即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取得出色平衡的状态)理解为“国家理性”。“国家理性”这个用语本来是由法语Raison d’état或德语Staatsr?son翻译过来的。读者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产生上述的误解也并不奇怪。因为“国家理性”这个词容易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国家是合理的存在，国家是完全按照理性行动的。但这种解释即便不说它不恰当，至少作为对“国家理性”的思想性内涵的说明是不够的。我本来准备在本稿的续篇阐明以下两点。其一，是想追寻上述的“出色的平衡”在福泽的思想中，从1880年以后开始消失，并开始觉悟出“国家理性”含义的过程，以及同时代思想家对“国家理性”觉悟的表现方式。其二，是想阐明明治前半期日本的这种对国际强权政治实况的“早熟”性觉悟，尽管其潜藏着危险性，但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状况有本质的相异。并在这个意义上，论述日本能否免除麦涅科在其著作的终章所展望的“现代国家理性的堕落”状况。

下面不嫌与本稿的论述有重复之处，就“国家理性”这个概念的产生与由来，以条目形式作个简单的叙述，以供读者参考。

(A)“国家理性”这个用语，首先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以ragione di Stato来表现。然后正如上面指出的，不久就在法语、德语中出现，以这个顺序传播到欧洲大陆。其产生大体相当于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的形成时期，此概念在实际上的使用者和政治上的实践者，大多是绝对君主及其宰相。

(B)当这些绝对君主、或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把“国家理性”或“国家的必要性”等概念用作其政治行动的理由时，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与特定的君主、或特定权力的个人或王朝的利害密切相关。然而反过来说，“国家理性”问题只有与那种个人的、王朝的或统治阶级的利害相区别，不被特定权力的利害所吞没，而且被觉悟为“国家”本身的存在和“国家”本身的利害关系，才可能具有独立的思想意义。这个概念的思想意义，与欧洲近代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状况是相对应的。其历史状况就是，欧洲的近代统一国家，一方面是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那种超国家的上级权威对抗，另方面是在与封建领主、自治城市、地方教会等中世纪的社会势力的自理权要求相对抗中形成的。

(C)因此，“国家理性”的概念越过了绝对主义的阶段，延伸到了近代各主权国家并存的时代。这些近代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的各种原则，缔结外交关系，通过条约、同盟、战争等各种手段，来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几乎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形成，一般被称为西欧国家体系(The Western State Systern)。在那里，具有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和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s)这两根基本支柱，“国家理性”是在两根支柱下展开的。

(D)这种西欧产的国际社会成立以来到今日，其结构并不是没有变化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成立国际联盟协约、不战条约，使过去曾经被作为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解决纷争的手段、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当然法权的战争，得到了国际法上的更多的限制。国际法把某种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作为“违法”战争，对实行这种战争的国家加以国际性制裁。这就是其变化的最显著之例。不过，因为国际社会及其组织依然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构成单位，所以对于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优先原则，在事实上不一定具有实效性。强权政治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国际纷争的解决中，今天依然占很大的比重。此外，随着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各领域的各种问题的全球性发展，已经出现了超出于主权国家的控制能力的难题(比如公害问题、难民问题等)，这也是最近的巨大变化。但是，尽管具有这各种各样的矛盾，仍然不能说“西欧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发生基本的结构变化。

(E)就是说，现代的世界秩序，是以“西欧国家体系”为模式，把其各种原则扩大到整个地球而形成的。关于东亚各民族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开国”的意义，本稿一开头已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独立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群，不管如何高声呼唤反西欧殖民地主义、或反西欧帝国主义(而且这种呼喊具有充分的历史理由)，但他们依然是使用国家主权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土”、“领海”、“领空”等范畴，依据国家平等原理、互不干涉内政等“西欧国家体系”内产生出来的原则，来进行国际政治上的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麦涅科以近代欧洲为素材所提出的“国家理性”思想史的问题，对于非欧洲世界的国家，也决不可以说是无缘的。

与(E)所阐述的问题相关联，我想特地为现代中国的读者补充两个论点。

第一，中国古典、特别是《战国策》等著作和申、韩等“刑名”学家所主张的“权谋术数”，与这里所论述的“国家理性”问题有什么异同?“权谋术数”一词，用西欧的语言来表达，可翻译为“马基雅弗里主义”，其与欧洲“国家理性”的政治实践非常近似。但是，在“权谋术数”那里，缺乏作为“国家理性”思想成熟的基础——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和以此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念。其可以说是属于“国家理性”的古代阶段。

第二，东亚传统的华夷观念及其制度的具体体现——“册封”体系，与上述的“国家理性”的产生基础——“西欧国家体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在这篇未完成的论文中阐述了关于克服华夷观念的问题(当然，其主题只限定于日本的情况)。我的这个论述在日本受到批判的其中一点，也就是这个问题。批判者把华夷观念与“册封”体系看作是“礼法秩序”本身，把其置于道德的层次，从而强调其与西洋那种以“强权政治”为前提的宗主国——属国式的国际关系的本质不同。在此不可能深入去探讨这个极其有意义的争论点，姑且仅指出以下之点。我的这篇论文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结合中国近代史来叙述华夷观念的历史，但是，在清朝末期的外交关系中，传统的华夷国际秩序观是否纯粹仅限于“礼的”或道德的层次?对于这一点，我是抱有疑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比如“洋务派”李鸿章，他虽然固执于“中体西用论”，但从其国际性的外交行动来看，那似乎只是对愿有的、以“礼法秩序”为特征的华夷内外、上下区别的秩序观，在17世纪东亚的国际形势下加以了“改读”，或者可以说，那不过是华夷观念在强权政治下的变种。而福泽谕吉等思想家当时已意识到，要在东亚世界确立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原则，必须首先打破上述这种被“改读”了的华夷等级秩序观。我也在这一点上与福泽等思想家的想法共鸣。当然，我完全不否认对这种想法还有可商榷的余地。

以上是关于“国家理性”概念本身的说明。当我就这个问题去细读麦涅科的古典著作时，正是日中战争(译者注：即中国人说的抗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继而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时期。在那种战时的气氛中，我对麦涅科的著作产生的深切感动之处，就是他在最后一章阐述的关于“国家理性”在现代所陷入的危机与堕落的论点。在那里，他把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国主义德国作了区别。麦涅科所目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的情形是，国际危机的深刻化在国民大众中广泛地掀起了狂热的爱国风暴，执政者自身也在这种排外主义的“风压”增大的影响下，失去了权力行使的自我抑制能力，从而落得个不可收拾的惨局。我不禁自然地把麦涅科描绘的景象与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联想起来了。麦涅科所勾画出的俾斯麦时代德国与1914年的德国的区别对照，在我的眼里，就恰如日本明治前半期的国权论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皇国日本”使命论的区别对照。

如果结合福泽来考虑，可以如下解释。本论文所说的“出色的平衡”，确实是在19世纪80年代福泽强调的“国权论”中已消失了。(福泽所说的“国权”，正如他自己用注音符号标明的那样，本来是“nationality”一词翻译而来的，它与政府的权力一官权等，在概念上有严格的区别。但是，这一点往往被批判福泽的人们所忽视。不过，在此不准备详论这个问题了。)明治十年代福泽“国权论”主张的代表作《时事小言》(1881年刊)的开头语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他说：“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或可谓甲(即“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公，乙(即“国权论”)是私。”福泽使用了中国古典里的权道对正道(说得正确一些，是“经”对“权”)等传统用语，明确地承认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遍规范在道德上优越于国际间的强权政治，然后在这个前提下表明，“尽管如此”，但面对西洋列强蜂拥而到东亚的状况，他宣布公然要选择那个他称为“私”之道的“权道”。不仅如此，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麦涅科之所以能摆脱对自己影响甚大的黑格尔和托莱邱科(H. von Treitschke)的国家观(即把国家看作人伦的最高实现形态的国家观)，看透了国家权力的“恶魔性”中潜藏着的自然的、动物性的冲动，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的德意志帝国的崩溃作了自我反省。而福泽谕吉的“国权论”，自19世纪80年代就已把在国际社会中行动的日本正视为“禽兽世界之一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支持对亚洲大陆的权力扩张。我想指出的只是，福泽意识到了当时已再没有给日本的国家及其权力行使附上道德性美化形容词的余地了。

像这样一种对“国家理性”的冷静认识(觉悟到“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普遍性理念与固有权力的利害关系追求这“双重灵魂”的矛盾)，虽然在程度和表现方式上有不同，但其不仅与同时代的自由民权论者(比如中江兆民)的“国权论”具有共同点，而且，也表现在明治二十年代初兴起的陆羯南、三宅雪岭等“日本主义”或“国粹主义”思想运动中。不仅如此，基于政治现实主义而对权力行使作抑制的意识，他表现于明治前半期“执政者”的言行中。请看日清战争(译者注：即甲午战争)时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1985年完稿)。在这部著作里，陆奥对以下的国内状况表示了忧虑，即当时陶醉于日清战争胜利战果的日本国民，陷入了对形势的“主观判断”。因此，那些主张抑制对领土和赔偿金作过大要求的“深谋远虑的人们”，反而被视为“儒怯寡断，毫无爱国心之徒……只能空然隐居闭思”。陆奥甚至引用了斯宾塞说的“爱国心是蛮族的遗风”，来对当时日本的政党和国民舆论所表现的“傲慢风气”发出了警告。

然而，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日本的精神状况，却与上述情况形成了惊人的鲜明对照。那时所谓“皇道的宣布”、“赐皇恩于东亚人民之事业”、“八纮一宇的精神”、“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美丽词句到处泛滥。不仅如此，那种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词虽然是作为“执政者”的宣传标语，通过大众宣传手段流传于国民中，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执政者”本身也渐渐失去了对这种宣传的手段性的意识，陷入了对美丽词句的自我陶醉之中。关于日中战争，尽管当初日本政府有过“不扩大方针”的声明，但此战争却走向全面展开，不久便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过程，正是“执政者”在自身煽动起的大众舆论“风压”制驭下失去了主见而在政策上迟疑寡断的过程。日本军阀的鼻祖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首相演说中，使用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范畴，强调国防的关键不仅在于“主权线”的防卫，而且在于“利益线”的确保。那无疑是主张日本权力对亚洲大陆(具体指朝鲜)扩张的公然宣言。不过，“主权线”和“利益线”这个用语本身，只表明在国家强权政治中对“国家理性”的现实主义认识。

在强权政治中，如果对强权政治本身具有自我认识，并把国家的利害关系作为国家利害的问题本身来认识，那么，一般会同时对那种权力的行使和利害的争夺具有“界限”意识(译者注：指在一定界限内作自我抑制的意识)。但若与之相比，将其看作道德伦理的实现本身，用道德的言词来表现之，那么上述的“界限”意识便会淡薄下去。因为，“道德”的行使是不可能有“界限”，不需要作抑制的。但“利益线”在本质上是有“界限”的。所谓“皇道的宣布”里并没有界限，只有“无限”的伸张，我学习日本近代史，又正当战争激化之际阅读了麦涅科所指出的关于现代国家理性的“堕落”，得到了冲击性的感受。这个冲击性的感受，正在于上述的两种精神态度的区别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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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指出过，“国家理性”这个用语翻译的不准确性造成了人们误解的一个原因，本论文的“意图”在当时几乎得不到理解，论坛和时事评论也对其置之不理。也许亦因为此论文未完成，或我本来的能力不足，然而，关于主权国家的“国家理性”问题本身，即便在今天仍隐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危险性，但可以说，直到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确立那天为止，其重要性依然不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