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少中学都会展开争抢少数“优秀落榜生”的工作。这些被看好的“落榜生”中，相当一部分是已被某些大学录取而欲“更上层楼”者；有些名校更以争取有望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因发挥失常未果的复读生为目标。抢到的“优秀落榜生”越多，也就意味着明年的升学率越有保障，故常被一些学校视为头等大事。此举无疑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流弊甚多；而舆论则似乎一致认为此事主要应由中学负责，却很少追究它和大学招生政策的关联。其实，目前的中学教学本是跟着高招指挥棒走的，大学如何招生，难保不对中学教学产生直接影响。

每逢高考前，很多大学都会推出一些措施，吸引高分生源。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唯高分考生毕竟是少数，有时“吸引”也就不免变成“招徕”，甚至演为大学之间的竞争。据说近些年来，清华和北大为了抢到各省的“高考状元”，已经开出非常丰厚的条件，除了给考生本人的奖学金外，家长、老师乃至校长，各依亲疏，都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犒赏”；此外，相互挖角、公开互骂，每年都会有几条招生丑闻，经过媒体披露后，引来众多围观，而中国大学的颜面在笑骂声中沦丧殆尽，吸引力也迅速流失。

其实，谁都知道，“高考状元”并不必就是人才，其最终成就，有赖于多种因素，至少，大学怎样培养，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高考成绩。但今人似乎习惯认为“顾客即上帝”，如果北大、清华这类本应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顶尖高校都不能免俗，负责供应生源的中学又怎能不对此趋之若鹜？而这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对于中学教学本已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无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其次，它也进一步殃及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大学新生整体素质下降的现象，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中学教育水平，大学的招生取向也难辞其咎。

不过，在我看来，此事更恶劣的影响还不仅于此。大学争抢“高考状元”，也提示着“师道尊严”在现代社会中的整体沦丧。中国人过去做事崇尚矜持，不欣赏“自炫自媒”，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来学，无往教”，要学生主动表达了学习的意愿，老师才肯教。“程门立雪”成为佳话，正代表了这类观念的流行。这样做当然不是故意自抬身价。《礼记·学记》云：“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作为个人，实无甚特异，且可能根本“不贤于弟子”；但这个职业是以守道、传道作为使命的，人以道尊，尊师实是重道。今人不知此意，乃以势利待之。据说某顶尖大学一直流传“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意谓学生多出身“状元”，而老师不是也。呜呼，“状元”如此，吾不知其可。

如今是商品经济时代，各级学校大肆招揽学生，亦是按照市场原则行事。但问题在于，商业与教育本是两个领域。商人出售商品，顾客越多越好，正该广告天下。而老师以传道为业，大道幽微，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艰辛才可获知一二，求道之心不诚，很容易中途而废；且道之可传与否，亦不以人多取胜。当年熊十力在北大，即“极苦教书乏趣”，盖现代教育体制的基本方式，是老师“登讲台作演说”，而熊先生的学问，则无法经由公开“讲”的方式传授。他自己的理想是“授之私室，倘得半个有心之士可与言谈，即此理在天地间亦有所寄；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故而，学者为学，固当发下宏愿，确守“诚敬”二字不移；老师传道，也该保持一点“身段”，至少应有“说不”的权利。此非拒人千里，正是重道的表示。

最近几年，大学校园多怪事，有学生理直气壮向老师索要高分的，有老师因为拒绝招收某些学生而被围攻的，师道中绝，令人气闷。但我以为这也不该过于怪罪学生，因为大学从招生开始，已是以“市道”示人；学生耳濡目染，不闻“师道”，当然以为进学乃是交易：我交了学费，你给我学分，公平合理，又何足异？但大学（尤其是被目为士林领袖的大学）本该肩负起为社会培养脊梁的使命，即使不能兼济天下，至少也该站定脚跟，严守边界，有所不为。似此主动媚俗，甚且以之为乐，辱及一身事小，使人因此小觑了“师道”之尊，其流弊隐微深远，能于不知觉中移人心志，才是最应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