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雏形是2015年夏天完成的一篇论文，此文分两次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及2017年第1期。初稿完成后，曾提交给若干会议，就教于学界，并在2015、2016两年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古代国家论》课上讨论过相关内容，亦曾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四川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史研习营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做过报告。代序《告别线性历史观》曾刊于《理论与史学》第2辑。

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产生的原委。十年前转而关注早期帝国的日常统治，曾设想了若干可能的方向：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前面三个，多少都有所研究，唯独君臣关系，萦绕心头多年，却总感觉成果已多，无从下手，一直没能如愿。数年前重温《汉书》，《金日磾传附金敞传》提到的“园郎故事”印象深刻，埋下最初的种子，指引我关注君臣关系的多重性。2012年10月开始具体思考，再读《汉书》及相关资料，真正动笔则到了2015年6月，初稿完成于7月底，修改断断续续两年多，才最终定稿。

漫长的酝酿过程中，首先搜集整理了西汉诸帝的亲信（附录二），用心最多的则是思考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表述，一向受到鄙视的《史》《汉》《佞幸传》带给我很多启示。标题亦修改多次：“说近臣”“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汉近臣与君臣关系”“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统治：从金敞留侍汉成帝说起”等。想到“宠”，亦在“君宠”“争宠”与“求宠”之间徘徊多时，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标题。标题变化背后是研究思路与侧重的调整：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第三部分按时间先后扼要概括西汉12位皇帝与臣下建立、维持及废止信—任型君臣关系，有点微缩西汉史的味道，亦是在撰写、修改中反复斟酌后才确定的，也可算对例证法与李伯重老师批评的“选精”“集粹”法的一种回应。

催生灵感的不止是史料，当下的生活，耳闻目睹之外，更多的来自网络世界，亦是照亮晦暗过去的光芒。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西汉距离我们已逾二千年，但很多方面，古人的阴影并没有褪尽。体察鲜活饱满的当下，有助于反观书本中零散单向的记述。其他学科的很多成果同样启益多多，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自我设限，视而不见。对本书而言，李德顺先生及李猛兄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刺激。

书中从新的角度对西汉一朝的统治机制加以概括，尝试在已往的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之外，提出一种新的思路。“代序”中，借由《东晋门阀政治》，对田余庆先生研究中一些隐含的前提略作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不少看法是2008年以来带领同学比较研读四位杰出学者关于两晋历史的研究中形成的。书中所论，尽管限于西汉历史，亦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间接回应。遗憾的是，田先生2014年底遽归道山，求教无门了。认真思考前辈学者的研究，并努力有所推进，是对他们最崇高的礼敬，恐怕也是他们所乐见的。

2008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在学界产生一些波澜，至今未息。很多讨论围绕古代中国是否专制展开，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纠结于给古代中国贴上什么标签——数千年的文明史，任何简单的标签，总是有得有失，而需具体揭示其运行机制，如文章最后一段所说：“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从中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本书可以算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至于如何为古代中国定性与定名，与论者的出发点与视角密不可分，且不能简单地就中国论中国，还需要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世界各地的政治体，这已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书稿修订中先后得到吕文浩先生、陶沙小姐、孙正军、郭润涛与张春龙先生的惠助。2015年10月23日将此书初稿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第31次史学沙龙，得到与会的黄振萍、郭伟涛、曹天江、李倚天、刘力耘、祁萌、王彬、方诚峰、景跃进等先生的指教。此后，曹天江、屈涛、孙梓辛、陈韵青诸同学以及游逸飞、牛敬飞先生复来信提供意见与建议；11月22日将此文提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前沿论坛”，承蒙孟彦弘兄指教；12月5日又将此文提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经典学说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沙龙专场，得到顾江龙、仇鹿鸣、刘永华、张祎与陆扬先生的指正；12月11日卜司晨同学亦来信提示意见；2016年1月25日邢义田先生赐示意见，2月1日复得黄怡君小姐详细意见，多所是正，促进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2月15日收到应星先生关于理论的教示，对我进一步思考如何解释围绕“宠”产生的历史现象，颇有帮助。学棣张琦代为检核史料，正误纠谬；8月中，长沙会议上，阿部幸信兄提醒我注意增渊龙夫的研究；2016年岁末，刘乐贤兄来信指出史料上的疏漏。代序草成后曾呈寄师友审正，先后得到孙正军、郭伟涛、屈涛、王彬、孙梓辛与邱逸凡诸君及彭刚、陈爽、游逸飞兄、胡宝国先生、方诚峰兄的指教，黄振萍兄先后多次来信提示中国学界在接受韦伯思想上的偏失，对明晰思考方向，助益颇多，谨此一并致谢。

2016年12月21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重返中国古代国家》课上讨论过书稿，同学们的疑惑与看法，帮助我再次思考与梳理自己的想法，特别要感谢郑紫薇同学的意见和建议。诚峰兄提议为更好理解“礼仪型君臣关系”，将《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一文收入书中。此文与本书关系密切，两者并观确有必要，但已收入出版不久的《近观中古史》一书，这里只好割爱。

本书能作为论文先行发表，得益于《清华学报》仲伟民兄的鼎力支持及邱永志兄的费心编辑。小文篇幅甚长，占用版面颇多，深感不安，伟民兄肯接受此文，感激莫名。代序的刊出，则要感谢孟彦弘兄的邀请。

这本小书本属于进行中的早期帝国日常统治研究，按原先的打算，应与其他相关论文一道汇集成册。初稿完成后，引起了一些出版界朋友的关注，最终蒙北师大出版社谭徐锋兄厚爱，得以作为一本小书出版。徐锋兄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它的命运。

因身在日本，搜集图片不便。书中的插图多由郭伟涛、屈涛、孙梓辛、陈韵青与王彬诸君代为扫描复制；期间王子今与刘瑞先生提供了宝贵意见；8月中，邢义田先生又赐下帷幄复原照片及关于书稿的进一步意见，“刘贺印”照片承蒙老同学刘昌兵帮助，由赵涛先生提供，一并谨志谢忱！

博士毕业正式走上研究道路，已整整20年，自己亦将步入知天命之年。这篇论文，是迄今完成的篇幅最长的，汇集了不少新思路与新想法，既尝试超越前人，亦希望超越自己，是得是失，还待读者评判。稍可**的是，犹有勇气与毅力超越昨日的我，没有跌入自我复制与循环的泥潭，希望将来仍能继续保持这份锐气。

能够安心学术，要感谢妻子富兵20多年的陪伴与倾听。厨房之外的家务均由妻子负责，耗费了周末大部分时间，每年难得的几次旅游成为少有的放松。作为第一听众，晚间小区散步是一天中难得的交流，一圈一圈环绕小区的快走与闲谈萌生、孕育了许多问题和想法，工作中的遭遇亦成为激发我回望过去的一脉源头活水。2004年搬到新家，与父母对门而居，十多年来的照顾，岂是一声“谢谢”所能道尽！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体会到岁月的流逝、时间的无情，希望二老幸福康泰！

最后，要将此书奉献给海峡对岸的邢义田先生。自转向秦汉史以来，无论是对传统问题的挖掘，还是新旧简牍的探究，时时受教于邢先生。认识邢先生近20年，当面请益的机会有限，电邮瞬间跨越海峡，成为传递教诲的最便捷方式。2010年春节假期，柬埔寨暹粒郊外无名小庙中的不期而遇，或是冥冥之中缘分的流露。2017年8月邢先生将从史语所退休，秦汉史研究的一个时代因此将画上句号，但愿后来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且更上层楼。谨将小书献给邢先生，感谢多年来的开示与提携，邢先生从此迈入人生新阶段，祝愿先生寿如金石，长乐未央！

侯旭东

2017年8月改定

于东京都多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