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图书馆是日本最大的国立图书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水田町一丁目十番一号。

1984年2月3日，由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毛里和子女士、东京大学文学部藤井友子女士陪同，参观该馆。除中原女士早已等待外，该馆参考书志部亚非课课长河岛慎一、联络部国际协力课课长辅佐佐藤强、司书土屋纪义陪同。

河岛介绍，亚非资料室以前叫中国资料室，系三十年前开馆时原名，1962年改为亚非资料室，包括非洲资料，有书籍、地图八千余册，中、朝、越等各种杂志一千五百余种。按地域性分类，其中一半是中文，每天阅览人数平均26人。报刊以台湾为多，约二百余种，国内发刊的也近二百种，香港出版的则有六十余种。

河岛介绍，国会图书馆工作人员有846人，藏书430册。亚非资料室工作人员八人，内中国部三人，座位可容纳32人。

佐藤介绍，过去明治时代，东京有上野图书馆，所以1948年国会图书馆建立前，已有七十年的历史。其他图书是1961年由帝国图书馆合并而来。

国会图书馆自1948年建立后，规定凡是日本出版社的出版物，都要送来一部，政府公报则送三十部。

国会图书馆的建馆目的：其一，为国会议员服务。日本现有国会议员1160人，到国会图书馆研究各方面问题的有一百人左右。其二，它是日本的中央图书馆，好比是中国的北京图书馆。日本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是齐全的，先陈列六个月，以后即摄制成显微胶卷，存于书库。书库可藏书籍450万册，目前正将建筑新书库，新书库建成后可藏书750万册。

接着，参观该馆的善本书库和汉文书库。

善本书库有《大智度经卷》第九。后半部，据称是隋写本，纸与日本纸同，未正式鉴定，是该馆收藏汉文本之最早者。又有《方舆胜览》十册，系宋本元刊明补本。又清代归安陆心源富藏书，皕宋楼专藏宋元刊本及名人抄本，守先阁藏明、清刻本，普通书则藏十万卷楼。陆心源死后，其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藏书售予日本岩崎弥之助，今藏神奈川县静嘉堂文库。陆心源《守先阁藏书志》稿本（光绪三十年写定），系心源之子陆树藩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连同目录提要，赠岛田翰，今藏此库。

善本书库、汉文书库均按经、史、子、集分类。善本库温度为22度，湿度为55度，书盒系桐木，外有铜厨密封。

国会图书馆收藏我国地方志有一千七百余种，1969年出有地方志目录。族谱、宗谱约四百余种，鱼鳞册、钱粮册均有，曾见河南钱粮册，江苏吴县钱粮鱼鳞册、租册（1911—1918年）等。

国会图书馆和中国近代史关系最大的是宪政资料室。

日本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定宪法，次年，通过选举，成立第一次帝国议会。昭和十三年（1938年），宪法制订五十周年时，众议院宪政史编纂会、贵族院五十年史编纂会开设。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参、众两议院请愿编纂日本国会史，这年六月，国会图书馆创设，成立宪政资料室，有计划地搜集、编纂各项“文书”。

“文书”是指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家、官吏、军人、实业家的日记、书翰、约规及政务等资料，包括政治、法律、外交、军事、财政、产业、教育各个方面。“文书”征集的办法：一是寄赠，二是购入，三是托存保管，四是摄影收录。曾出《宪政史编纂会收集文书目录》（《宪政资料室所藏目录》第一，昭和三十五年版）。

根据目录，编排内容是《左院、元老院国宪案》《皇室及皇室典范关系资料》《明治宪法诸草案》《外国人，宪法草案及答议、讲义》《私拟宪法》《外国宪法并诸法律ノ译》《宪法关系著书》《枢密院会议笔记》《枢密院关系资料》《内阁制度、议院法、民法等》《民选议员建设意见书》《国会开设愿望意见书》《议会议事录》《宪政关系参考资料及著书》《政党、结社关系资料》《地方制度关系资料》《行政裁判法、刑法》《建白及意见书》《敕语、案文等资料》《主要事件、国内问题资料》《外交问题主要事件资料》《伊藤博文关系资料》《伊东已代治著书等》《井上馨关系文书》《井上毅关系文书》《植木枝盛关系文书》《诸家文书——书翰等》《履历、传记集》《谈话笔记》等。

由于它是按问题分别编纂的，因此对宪法制定、修改以至各类问题的具体细节，不难按图索骥，了解整个过程。如《明治宪法诸草案》，即有井上毅所拟《宪法义解》初稿和《试草》《逐条意见》《宪法说明》，伊东已代治所拟《大日本帝国宪法诸草案》、伊藤博文所拟《宪法稿案上进文》及具体条文的论争、注释等，对研究日本宪政史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分类较细碎，综合费踌躇，编排时也有置此置彼、顾此失彼之虑。如分类目中虽有《伊藤博文关系资料》《伊东已代治著书等》《井上馨关系文书》等，但伊藤、伊东、井上的很多“文书”又分别编排在其他类目内。

宪政资料室所藏资料目录，除上述第一册“综合”目录外，又见按人编目的十二种，即第二《伊东已代治关系文书目录》、第三《桂太郎关系文书目录》、第四《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目录》、第五《广泽真臣、宍户玑关系文书目录》、第六《佐佐友房关系文书目录》、第七《前田正名关系文书目录》、第八《寺内正毅关系文书目录》、第九《三条家文书目录——书类之部》、第十《井上馨关系文书目录》、第十一《三岛通庸关系文书目录》、第十二《都筑馨六关系文书目录》、第十三《三条家文书目录二——书翰之部》。有的“文书”，则已整理出版，如卷二所述《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

由于这些“文书”，都是按人编排的，而这些人物大都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重要政界人物，因而它是研究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宝库。又因中日两国一苇相通，明治维新以后接触更广，明治维新对中国影响较大，日本还发动过侵华战争，在这些“文书”中保存了不少原始记录，以至中国人写给他们的书札，因而它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有重要史料价值。

例如，明治政府成立后，陆奥宗光即在外国事务局任职，1886年后入外务省，1892年至1896年任外务大臣，参与策划中日甲午战争，后又参加中日会谈，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在“关系文书”中就有大量“朝鲜问题”“日清战争”“日清讲和”“台湾割让”“三国干涉”等资料，留存了不少原始记录，为《清国ト讲和ノ敕语》《伊藤ノ李经方两全权ノ交涉颠末》《日清讲和始末》《五次问答节略》《马关会见要录》《讲和预定条约》，无疑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第一手资料。

《井上馨关系文书》《寺内正毅关系文书》中也留存不少中国人的书信，见本书卷二，今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