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堂先生书翰两帙，系犬养毅（木堂）秘书鹫尾旧藏，由其家属捐赠，今藏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原件在冈山县木堂纪念馆展示。

犬养毅（1855—1932年），日本冈山县人，二十岁赴东京，肄业于庆应义塾。1890年，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历任各届国会议员。1897年底，派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调查中国秘密会社。1898年，任大隈内阁文相。组织东亚会（后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这时他结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时，也与犬养毅有交往。

犬养毅在政变发生，孙、陈、康、梁都在日本时，企图调和革命、改良两派，并由柏原文太郎等居间说合。在《木堂先生书翰》中，有康有为、梁启超、梁铁生和犬养毅的笔谈，也有梁启超写给犬养毅的信，可以看到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犬养毅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如康有为不忍“坐令寡君忧死”，对日本政府寄以幻想；梁启超函请犬养毅将在横滨“所演说之文稿，欲悬诸讲堂以励诸生，并刊诸报章以告同志”，加以推誉。查改良派这时在横滨设大同学校，以犬养毅“最关心于东亚之局，以联络中国为宗旨”，延为校长，于1899年3月18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开校。犬养毅在开校典礼上演说“学校宗旨及扶翼中国之法”（《大同学校开校记》，《清议报》第十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文中所说“演说”即指此。又，梁启超与犬养毅的笔谈中，提到：“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无疑是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关系的一项重要史料。

又如，王照与犬养毅的笔谈，谈到光绪皇帝的“密诏”，说是“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可见王照是承认光绪皇帝有“密诏”的，可以据以考核“密诏”的来源和真伪。

孙中山手札两件也很珍贵。10月21日一件，对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部署，留下了一份原始记录。陈少白的信中，所谓“自到港后，非岛支配人追问中村君之消息究竟如何”，指孙中山经由犬养毅介绍，委托中村弥六为菲律宾独立军购买军火，由布引丸载运，不幸沉没。随后，宫崎滔天由犬养毅派来香港，处理布引丸军火问题及促进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的联合。陈少白此信，当为1899年夏、秋之间所写，对兴中会“接办”报纸以及兴中会的活动，很有参考价值。

毕永年，与同省籍谭嗣同、唐才常关系甚密，1898年赴日本，入兴中会。归国后参加自立军，是联络湖南会党的重要人物。但他遗存下来的文字极少，也未见到手迹，这里却有他和犬养毅的笔谈以及《留别同志诸君子书》，它不仅可以看出毕永年对“中原羯虏沦华族”的愤慨，也可看到他对“湘人激于义愤”，准备“举动”的设想。

以上各件，都写于1898年至1900年间，至于熊希龄致犬养毅书则时间上应在1905年以后。

以上各件，除孙中山10月21日一件、陈少白一件，曾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第三辑外，其余都未公开过。

这些资料，是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院石田米子助教授提供，并复印见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