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凡五：其一，遗墨集（全三卷）；其二，亡友遗墨（全二卷）；其三，遗墨集（一册）；其四，诸家书简；其五，诗。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

宗方小太郎，元治元年（1864年）生，大正十二年（1923年）卒。明治十七年（1884年）来华，参加东亚同文会、上海同文书院，后任上海东方通信社社长，来华多年，所藏文书甚多。前日本成蹊大学教授神谷正男曾编《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续编，原书房出版，亦仅掇拾一部分。

《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与中国近代史料关系尤密者，为“诸家书简”。例如：

其一，孙中山《复宗方书》：

宗方兄阁下：得接六月念一日来书，如见故人颜色，喜不可言。公过檀香山时，弟失之交臂，不克重逢话旧，良属怅然。近日支那革命风潮飞腾千丈，大非昔日之比，实堪告慰于表同情者。而弟所交游者，以贵国人为多，则日本人之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必较他国人为更关切，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齿之交，将基于是。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独惜近日吾国少年志士每多误会贵国之经营满洲为不利于支那。此等舆论，殊非将来两国之福也。弟每辨解，莫释疑团，是以去年六月亲回日本，欲有所献议于贵国在野人士，以联两国民党之交，提携共图亚东之进步。乃甫抵江户，则为贵国政府所挠，不克久居，有志未果，不胜浩叹。

弟既不能居留贵国，不得已远适欧美，以联络欧美之人士，并结合其舆情，故特设支那革命党机关部于美国之三藩市（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纽约（New York）等地，并欧洲之伦敦（London）、巴黎（Paris）、柏林（Berlin）及布鲁些路（Brussels）等处。自各机关部设立以来，日与彼都人士往还，彼都人士之知支那实情者日多，而渐表同情于是举者，亦大有人矣。他日革命一起，可保必无借端干涉者矣，此又吾人外交上之得手者也。然犹有所憾者，则尚未得贵国政府之同情，此为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此事必当仗我东方故人之力，乃能转移。君者，吾故人之一也。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俾支那能复立于世界之上，与列国平等，则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幸为图之。

广东虽败，幸无大伤，而其影响于支那人心实有非常之大，虽败犹胜也。君以为时机尚早，弟亦谓然。再待数年，则军心民气，皆可成熟，必能学步葡萄牙革命之伟烈也。

承询在上海同志。弟思居留上海，实鲜其人，有之亦暂过往者耳。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陆军，故多未便相见。其间有来往外间者，则有前延吉都统吴禄贞君，如有过上海，君不妨以弟名见之。其他常来往上海者，则有现任海军提督程璧光君，皆昔年同谋之人也，亦可相见。惟皆当以谨慎出之，免招物议为荷。

弟今冬欲再到日本，公能为我设法，使政府不阻挠否？如能得当，幸为示复。此候大安不一。弟孙文谨名。七月十六日。

凡六纸，用“少年中国晨报”信笺，毛笔书写，为孙中山旅美时发，在“少年中国晨报”下，钢笔载社址：“881Cla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U.S.A”，末署7月16日，当为1911年所书。又此函曾以《日中历史上の重要文献》为题，载昭和三十六年九月一日日本报纸，《文书》附有剪报。辑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3—525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其二，唐才常《致宗方函》：北平先生大人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又闻贵报馆急需主笔一人，查有罗君邠砚者，为前湘抚陈宝箴之至戚，品学兼优，中外情况亦甚熟悉。现在侨寓武昌，未有馆地，如蒙台端不弃，引襄报务，甚为合宜。其住址问沈君愚溪即知。所怀千万，言不尽意。即叩台安不具。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系八行信笺，凡二纸，有信封：“敬恳吉便带交宗北平先生，佛尘手肃”。末署“华十月十九日”，当为1899年所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唐才常集》未曾辑录。

其三，汪康年《致宗方书》四通，第一书为一般酬应函，云：

北平先生阁下：前日足下行时，未及送别，别后又久不作书奉候，实缘忙剧所致。近想眠食胜常为颂。湖南之游，果在何日？弟已写就一信，足下到后，面交二君可也。现彼处虽生动力，然议论庞杂，未必有成。明哲见之，以为何如？专请游安。愚弟汪康年顿首。

再承托交清浦、松平二君之信，弟已与二君畅谈，信迄未交去。又及。

无年月。查信封为“寄汉口汉报馆宗老爷北平察收”，下署“上海时务报馆缄，闰月廿六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闰三月，则此书应为戊戊闰三月廿六所发。又，从时间上说，这是第二书。

第二书介绍叶澜至《汉报》，书云：

东和谈宴，欢畅弥襟。阁下何日至鄂，报事如何？甚为记念。属觅佳主笔，现已觅得叶浩吾茂才之弟清漪茂才（名漪——原注。钧按，“漪”疑为“澜”之笔误）。浩吾向在鄂自强学堂，为香帅纂书，现开蒙学报馆，清漪亦深解西学，且于时事亦极明白，曾著有《天文地理歌略》，现属其将所撰文寄奉一首，如与尊意相合，即当代延。伊本在蒙学馆助其兄。然渠家在武昌，故甚愿就尊馆。至其品行，向极端正，弟可保其无他也。弟本欲至鄂，以事冗中止。阁下何日来申，乞示及，此上北平先生。弟康年顿首。初八日。

信封邮戳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九日，知戊戌二月初八书于上海。附叶澜《论中国急宜讲求农工之学》，稿二纸，工楷，并录于下：

论中国急宜讲求农工之学

仁和叶澜拟稿

窃以立国之道，莫要乎自强，而自强之基，莫先乎富国，是故《轻重》《九府》之书成而齐威以霸，务材训农之政举而卫文以兴。中国自农家者流绝而树艺播种之法失其传；《考工》之记亡而饬材成器之官旷其职。于是二千余年以来，民皆锢其智，蔽其聪，举凡农、工、商三者，皆听民之自为盈虚消长于其间而不之问。加以立约互市，启敌狡谋，外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权利，增我漏卮，夺我生业，吮我脂膏，小民穷蹙，乃至无以自活，虽有管敬仲、公孙鞅、桑弘羊、刘晏之徒相与持筹握算，亦将瞠目结舌而无所为计。然则至今日而始谈农工之务，是犹见兔而顾犬、亡羊而补牢也，不亦晚乎？然而，至今日而亟谋农工之务，是则尚能顾犬，尚能补牢，虽晚而犹未晚也。

间尝考西人之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顾目今中国帑藏告匮，司农仰屋而嗟，国债日增，海关不敷作息，流亡载道，匪党横行，说者谓急宜开矿以辟利源也，急宜保商以作抵制也。不知欲开一矿，必立公司，必购机器，必延矿师，必招工匠，动需数百万金，而矿苗之有无、利息之厚薄，尚在未定之天。往往一蹶不振，半途而废，此非资本厚、识力定者，不能办也。

通商互市，懋迁有无，主之利十而客之利五。乃中国所往之货，仅恃丝、茶两大宗，而彼之来者，奇技**巧，以千万数，以两敌万，五尺之童，犹知其难。而况至今俄、印新产之茶日众，法、奥、日蚕桑之利日饶，中国丝、茶两商，岁一亏蚀，而不能别操一术以相抵。此非尽关乎商力之不足，而众心之不一也，实无材以供转运、无器以操奇赢耳。故欲保商而不先兴工务农，犹却步而求前也。

夫中国地处温带，生材极多，苟能测天时以知寒暑之宜，辨土质以别刚柔之性，讲粪壅以助生长，精刈获以免耗失，则一亩之所出可敌数亩，数亩之所出可敌数十亩。推之水草之地宜畜牧，高原之地宜棉桑，辟场圃而治蔬，开川林以植果，中人之产皆优为之，只求精于农学者首先创导。一人获利，千夫效法，不数年后而地面之生材已不可胜用矣。

中国工匠，多守古法，其拙笨不待言，即有匠心独运，别出新制，而欲以手工之巧，夺轮轴之利，犹夸夫逐日，终不能及也。且目今以中人用中物，所需尚多，手艺之人，犹得糊口，一旦他人入室，用土货悉改造洋货，多一机厂，即绝数十人之生机，以乘方法算之，其祸有不忍言者，而谓可不早救之乎？救之维何？曰：宜于各乡镇内先立小劝工厂，先购各种小机器，如造针、制扣、纺纱、织麻等事，教之数月，未有不学成者。学成而后，给以文凭，准其自立支厂，或设馆授徒，转展仿效，力轻易举。必先使固执之见、畏葸之情，潜移默化，然后再设立大劝工厂，罗陈百物，次第仿造。此时成效既昭，筹款自易，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幸而可以抵制洋货，收回利权；不幸而亦得以自食其力，免遭荼毒。不为惊世骇俗之举，渐求保家立业之基，于此实大有利赖焉。苟舍是而别求良法，则非吾之所敢知也。

第三书系复宗方四月二十一日书，云：

四月二十一日辱承赐书，欣慰之至。清浦、松平二公，未得深谈，甚恨恨也。陈、邹二君，亦非可与深言者。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如此之类，可为寒心。此间来贵国人末永氏，闻是君同门，不审何如？前兄言平山周将来，何未见到。又云河南某君何时可来。

来函许弟，弟虽未敢承，而论述我国名士及忽以慎以之说，皆至言也。弟之在此，一冀得见同志，一欲激发庸俗志气，不知得偿此愿否也。我国皆无心肝人，何从与之言事，大约非胆小即游戏，两端尽之矣。

陈伯严，是湘抚之子（住抚署内），邹沅帆住矿务总局。兄言宜先诣邹。昨东肥洋行胜本君来，报知石印机器，云每具七十八元八角以上，或八十元。又云，是先生属也。今日又来，云实系七元八角或八元耳。不知究谁是也。

沙市事不要紧，弟亦知之，乃特召重臣，致因此折回，良如所嘱。保国会去者渐少，后遂停，敝国事多如此，可叹也。卓如得优保，当留京，不南来矣。北平先生大人。弟康年顿首。五月初七日。

末署“五月初七日”，言保国会事，亦发于戊戌年。

第四书言《时务报》改为官报，自办《昌言报》事，云：

北平仁兄大人阁下：接读来函，谨悉种切。比维动定多福为颂。敝馆自改为官报后，现与南皮函商，改名《昌言报》，盖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也。准于七月为始，照章出报，与《时务报》蝉联而下。所有一切章程，亦仍其旧，刻已刊登各报告白（并已托人登诸贵报），并知照各分派处矣。

阁下月底来申，极所忻盼，如到时，请示知，即当走谈。梁、胡二君，中秋前后亦能于沪上相见，更所深愿。余不赘，敬请近安。弟汪康年顿首。

无月日，信封署“寄汉口汉报馆宗大老爷北平察收，上海时务报馆缄，六月廿一日”，邮戳亦为“六月廿一日”。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八日，光绪下谕，《时务报》改为官报，此信即谕发不久所书。梁，指延主《昌言报》笔政之梁鼎芬，信上强调“与《时务报》蝉联而下”，又云“与南皮函商”，则《时务报》之为张之洞操纵，欲与《时务报》蝉联，又得一证。

其四，王先谦书三通。第一书二页，用“丁酉上巳葵园”自印八行笺，系送《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考正》，书于四月二十日，无年份，似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书云：

宗方先生大人阁下：奉到手书，如亲大教，敬稔福德兼隆，慰颂无量。先谦家园□处，乏善足陈，头晕腰疾，不时辄□药饵相扶，了无生趣。年逾六十，子嗣尚虚，心意弥复灰懒，虽族戚或终年不一面，先生闻之，可以悉其梗概矣。承谕贵友管先生来湘，依然不克面晤，怅□实深，垂谅为幸。拙刻近有《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考正》，乃重播广东杨氏志，为作二序文，聊以伴函，伏希察入。遥钦德范，不尽依驰。手复布臆，敬请大安。不庄。王先谦顿首。四月二十日。

第二书为宗方“来湘惠顾失迎”而发，并谢宗方所赠《日本维新史》，署“新正十八日”，信笺与第一书同，似亦书于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书云：

宗方大人阁下：前者台驾来湘，惠顾失迎，深为歉仄。昨奉汉报馆寄到赐书，知已元旋抵汉。前次奉书，已登签记，良用欣慰。承惠贵国《维新史》二册，祗领拜谢，欢喜无量，他日拙撰有成，皆出盛赐也。舍弟先恭，丰才博学，不幸早逝，仅存遗稿未刊，其《魏郑公谏录》补注各书刻成，奉上一编，聊资插架，借答隆情。伏希哂纳。云天相望，不尽所云。手复，顺请大安。新正十八日长沙王先谦顿首。

冈幸大人同此致意。第三书凡四页，用“云龙松摩室摩”十三行笺写，系谢宗方所赠《东方时局论》暨《东亚同文会章程》，书云：

北平先生道右：奉手书，知从者辱临敝邑，采访风土，通合气类，闻诸道路，以先谦为可与言，欲进而教之，盛饰崇褒，读之悚汗，如先谦之陋，岂能有当尊旨之万一，不虞从者之过听也。赐读大著《东方时局论》《东亚同文会章程》，意在融畛域，联辅车，申同文之情，奠将来之局，非深识远见、履安思危之君子，其奚及此。窃以为西方诸国，环境逼处，狼顾鹰视，蓄谋至深。今日在东言东，非如尊论两国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别无固圉良策，此不易之至言也。

贵国与中国因甲午朝鲜之事，致启兵戎。和好之后，气谊犹□，联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为言，似与贵国人情尚不相远。但邦交之固，权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预其事，此则与贵国情形，不无稍异者也。贵国历代以来，权归方镇，自西人构衅，强藩退位，势定一尊，封建之区，俄为郡县，殆运会之所开，非尽由于人事。改制之后，殚精工艺，并心一力，遂分西国利权之重，而开东方风气之先。积富成强，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趋则效者。先谦虽身处田野，不能一日忘矣。先谦自督学江南，身婴末疾，乞休归里，已十四年，忽忽六旬，精力衰耗。近因病苦，杜门却规，虽亲知不相过从。惟生平耽嗜文艺，一息未死，犹思有所造作，以诏方来。曾为贵国《源流考》一书，根据中国史志，参稽贵邦图籍，颇有斐然之观。惟明治以来，搜讨不悉，迟未授梓，阁下东邦巨擘，博极群书，尚乞将来有以惠我。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何如？手复，敬请大安。王先谦顿首。冬月廿日南溟、西门两先生同此。

再，先谦近以修墓在乡，离省百里以外，函复稽迟，并希鉴恕。又及。

其五，文廷式致宗方书二通。第一书云：

顷叨盛馔，谢谢。闻小轮仍可直抵长沙，昨所探误也。江西梅宅信已作就附上，如台旆惠然肯往，则吾乡人士自当趋接不暇，幸不吝教耳。弟到湘后如有赐函（或友人见寄之信），乞转寄“长沙省城南门外碧湘街龚永昌木厂收下转交文永誉收启”，必能收到，感荷不尽。余续谈。泐请宗方先生大人台安。弟文廷式顿首。十月六日。

大驾启程来湘，亦乞先赐一电，以便预接，濑川领事处乞致意，归途当奉候。

此书末署“十月六日”。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起，文廷式走避日本，与宗方小太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相识。二十六年归国，在上海参加唐才常领导的上海“国会”。八月，唐才常事泄死难，文避湖南，闰八月卅一日，湘南巡抚俞廉三上密折：“窃臣于本年六月初间，访闻革员文廷式潜来湖南省城南门外藏匿，当饬臬司密拿。该革员旋即远飏，未经弋获。”而从此信看来，文廷式仍未离湘，则此信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

第二书为：

省邵梦石十月有信来，言郑子丹尚在京，有所图。弟不在沪，未复信，以后即未有来函。刘岘帅入京，大约无甚要事。鹿芝轩于十二月廿四始接任。刘有幕府与弟同舟，其意亦欲劝岘帅引退，非有重大军务不出云。姚赋秋君适在上海，病已全愈，惟与小田切君尚未款洽，将来此事，须赖君调停其间也。又闻阁下致信井手君，言弟失陷泥中，而自讳落水，不禁大笑。俗语云，拖泥带水，弟做上两字，君做下两字，不可半隐半现也。作书报复，烦下一转语何如。初到匆遽，不及一一，泐请著安。十二月二十日弟式顿首。绪方冈兄并望致意，不另函。

小田切，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井手，井手三郎。末署十二月二十日，应与第一书发于同年。

其六，邹凌瀚致宗方小太郎书一通，云：

北平仁兄大人阁下：去岁在贵国，一别不觉驹光又经年矣。今有夏鉴臣兄，为敝省志士，亦知达时务之杰，偕舍弟来，深仰高风久矣，乞函代作介，拜访先生，祈进而教之，幸甚。前者近卫公来游，恨未获恭迎，一叙契阔，福岛大佐闻亦来，同此恨也。冬寒不时，希珍重起居为祝。此上，请道安。

名正肃拜。近卫，近卫笃麿，有《近卫笃麿日记》。邹凌瀚在维新运动时，曾资助《时务报》，后赴日本，此函系返国后书。

以上各函，均与戊戌、辛亥史事有关，特为辑录，以供参考。

又，宗方小太郎另有《关于中国的政党结社》报告一份，封面右角有“内示第二种”字样，旁注“明治四十五年七月”，当1912年，左角署“海军军令部”，它是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调查清末民初政党结社的秘密报告，搜集甚为广泛，今全文译出，作为附录。各该宣言、宗旨等除个别政党据原文勘校外，因它有的是概括摘录，为保持原貌，不做更动。此件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