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和亲会是1907年4月“由中印两国革命志士”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的，入会的中国人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陈独秀、吕复、罗象陶等[1]，印度人钵逻罕、保什、带君也参与其事。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也出自章氏手笔。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担任《民报》主编。《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印刷，从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由章氏主《民报》笔政，他发表了大量政治论文，深刻揭露资产阶级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积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旨意，文字犀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2]。1907年初，章太炎和旅日的印度爱国志士经常往还，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和佛教哲学。早在1897年，章太炎就受到夏曾佑的影响，“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3]。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购得《瑜珈师地论》，又以“烦扰未卒读”。苏报案发生，他在狱中，“始专读《瑜珈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珈》为不可加”[4]。这时，重赴日本，和印度钵逻罕、保什、带氏接触。钵逻罕等向章氏“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5]，使他对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深表同情。

1907年4月20日，钵逻罕、保什邀请章太炎参加在东京召开的西婆耆王纪念会。西婆耆王是17世纪末反对莫卧儿统治，“使印度人得独立”的历史人物，章氏认为“观西婆耆王之反对蒙古，则今当反对英国可知”[6]。但就在这次会上，过去被认为同情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日本大隈重信却在演说中“惟言英皇抚印度，至仁博爱，不可比拟，而勖印度人以改良社会，勿怨他人，勿谋暴动”[7]，暴露了他的侵略者的真面目。这使章太炎认识到亚洲国家中，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分，有的“引白人以侮同类”，有的则遭“他人之剪灭**”。作为被侵略国家，就应争取独立，“相互扶持”。中印两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先觉之责已”[8]。就在这时，他发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由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被侵略国家所组成，因此，凡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如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都可入会，而“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可知，它是为争取亚洲民族解放，各“复其故国”的革命组织。

据魏兰《陶焕卿行述》，本年，陶成章与“樊光联络印度、安南、缅甸诸志士，在日本东京成立东亚亡国同盟会，以章太炎为会长”[9]。樊光回忆：“东京方面，气势极盛，中国留学生将近七万人，革命雄潮，传播甚广，由东亚各国所来留学生亦不少，有志者并未亲炙。成章先生乃与余于丁未夏组织一东亚亡国同盟会，潜结安南、缅甸、印度、暹罗诸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之留学生、侨民，思想前进者均在内。相互支援，共同革命，推章太炎先生为会长。”[10]东亚亡国同盟会，疑即亚洲和亲会。那么，当时他们除和印度旅日爱国人士联系外，和越南、缅甸等留日学生也有接触，陶成章、樊光也参与联络，会长则是章太炎。

此后，章太炎在《民报》上不断阐扬亚洲和亲会的旨意。一方面，他无情揭露帝国主义奴役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11]，呼吁“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如对英、法殖民者压迫印度、越南人民，曾愤怒指斥：“小儿诵‘梵种万岁’者，辄引至警察署。”[12]“今法人之于越南，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13]。至于美国殖民者之于菲律宾，则以“援助独立”为名，行侵略之实，“假为援手，借以开疆”[14]。《民报》上还刊登了朝鲜人写的《告韩侨檄》和《檄告外国同胞文》[15]，对亚洲人民的遭受侵略表示同情。

另一方面，章太炎强调亚洲各国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他说：“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16]提出“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17]。中国、印度是“东方文明之国”，应该“扶持而起”，“屏蔽亚洲”[18]，争取民族解放，取得独立以后，“在使百姓得职，无以**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以“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19]。这种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章太炎对亚洲和亲会的筹组和宣传，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