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遗产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北京近代城市发展的产物。因而北京工业遗产在具有一般工业遗产特质的同时又独具特点，虽发展道路坎坷，但显示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肇端于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北京的机器工业同样起于洋务运动时期。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企业是1872年由宛平县商人段益三在门头沟创办的通兴煤矿，由于其安装了机器提升设备，而被学界认为是为北京近代工业开始的标志。这个企业实际上是手工业转型的产物，仅仅是在整个工序的某部分使用了机器而已，而且并非生产的核心部位。真正全方位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生产模式的是由洋务派于1880年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这个机器局从建设厂房，到从西欧引进大批机械设备，全部采用西洋模式，因而耗资巨大，仅基础建设阶段就先后耗银120余万两。企业建成后能够生产来福炮、机关枪、水雷、炮弹、子弹等近代兵器。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机器局引进了近代以来北京最大的一批机械设备，开启了体系化、规模化机器生产的大幕。其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比仅利用蒸汽取水、提升作业的通兴煤矿，水平高低不言自明。这表明，正是清廷主持下洋务派操办的神机营机器局真正开启了北京早期工业化的大幕。

其后，北京的近代机器工业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黄金十年”的进一步发展。其间也发生了由官办为主向民办为主的经济模式转换，经历了由重点发展重工业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的转换。特别是经过后一个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北京机器工业的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工业门类逐渐增多，还出现了能够体现当时工业发展高端水平的化学、电力、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重工业有了长足进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行业也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后期，北京的近代工业同其他沦陷区一样，因为遭到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而备受摧残，步履蹒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以高度的热情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北京工业进入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期，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已经成长为全国第二大综合性工业城市，北方的第一大工业中心。这一时期，北京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北京近代机器工业的运行还与北京的城市发展、城市特点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北京有着3000年的建城史和800年的建都史，有悠久辉煌的城市发展史。在长期的城市发展中，北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形成了自身的城市特点，即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古都北京既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又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步入近代后，北京又开始了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艰难转型，工农业生产都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正是这样的城市特点，形成北京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大体与中国的工业化同步，同时也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城市和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晚清的工业发轫阶段，北京也是在洋务派的操办下真正开始了机器工业生产，但是由于首都的特殊性，北京的机器工业发展更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比如，由于统治需要作为当时最主要交通方式——铁路，在北京的工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到清廷覆亡，尽管全国的铁路运营总里程不多，但北京地区却已经建成了包括京张铁路、京汉铁路在内的连通北京与各地的交通大动脉，实现了交通联络的快速化。同时，北京西郊还建立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使得北京初步具备了修理机车和维护铁路的能力，保证了铁路交通的正常运转，同时也就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及时出行和统治阶级意志的及时传达。除铁路外，电力照明、自来水供应等近代公共事业也是清末北京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这显然是适应了首都的城市建设需求，也是适应了统治阶级对奢靡生活的需求，更是在京外国公使团生活需求的结果。虽然早在北京之前，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了公共事业，但是在全市工业中占比大、发展快却是北京公共事业发展的突出特点。

1927—1937年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堪比辛亥革命后的黄金时期，被学界称为两个黄金时期。但是，对于北京工业的发展来说这一时期却进入了蹒跚停滞阶段。这显然与全国的情况截然相反，这与北京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城市地位的下降有密切关系。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而改称北平。在此巨变下，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人力大量流失，北京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工厂失去市场和劳动力，店铺失去消费者，因此大量倒闭，为工商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银行业也因失去客户而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北京又在日寇全面侵华前就开始遭受侵扰。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京事实上已经处于日寇的围困之下。这些政治上的变化都使得北京机器工业的发展雪上加霜，步履维艰。日寇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处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日伪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和主要经济据点，北京的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开发和利用，机器制造业则朝着适应侵略者需要的方向畸形发展。北京工业在此一时期成为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经济，不但不能为北京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还加大了北京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困难。

上述情况的发生显然都与北京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上述城市特点和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决定了北京工业遗产的特点。一方面，北京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整体上与近代以来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道路一致，北京的工业遗产具有典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特点与风貌。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工业发展中特殊的政治因素，导致北京工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甚至不及北京附近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从整体上看，除了京张铁路外，近代北京工业基本没有出现过从技术进步角度衡量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相比北京的近邻天津就曾经产生过以侯氏制碱法为代表的享誉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由此生长和发展的永久黄化工集团。另一个近邻唐山则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开滦煤矿，还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条实用的货运铁路。这些企业在当代转型后产生的工业遗产，显然在中国的工业遗产序列中更具标志性的重要意义。但北京工业的发展缺乏这样的标志性企业，其工业遗产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也就缺乏了典型意义。所以，仅仅从技术进步的层面来衡量北京的工业遗产则缺乏相应的典型范例。因之，当我们衡量乃至确定北京的工业遗产时，不能仅仅遵循技术进步的标尺，必须深入挖掘北京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

北京是具有三千年建城史的文化古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积淀在近代北京的城市转型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则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的时候就应当深入挖掘这种宝贵的精神遗产，赋予工业遗产以更多的生存价值，并发挥其积极的文化遗产价值。北京工业遗产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言，表现在多个方面，而这些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与北京的城市特点有关。譬如，由于近代以来北京首都地位的影响，北京工业遗产更多的蕴含了近代以来北京政治发展中显现的进步精神和价值追求。无论是洋务派在修建铁路中表现的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还是詹天佑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无一不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国际形势有关。无论是以二七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还是北京工人在技术革新中体现的政治热情，这些精神都属于北京这座近代以来饱经沧桑的古老而现代的伟大城市。

北京工业遗产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北京工业遗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物质遗存，也不仅仅在于其是近代中国工业追求技术进步的物质证据，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寻解放道路、追求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重要见证和物质遗存。这其中闪耀着民族进步、人民解放的熠熠光辉。为此，在进行工业考古时，不但要关注那些具有技术进步价值的工业遗产，也要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民族精神的工业遗产。要注重梳理其来龙去脉，了解其本真面貌，并循此线索挖掘其光辉的精神内涵，发现其光辉的非物质文化价值。正是遵循上述原则，我们在本书中详列的工业遗产，既包含京张铁路这样的技术进步和爱国主义典范，也包括了技术进步价值不是特别大，但是在北京的社会进步、城市发展等方面有所贡献甚至突出贡献的工业遗产，并且做了详细的工业考古，讲述了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其光辉的精神内涵，以便更好地发挥工业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传承作用。

正是由于北京工业遗产是近代机器工业和北京城市发展的产物，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也就不仅与北京的城市历史有关，还与当下的北京城市发展有关。

一方面，为了保护好工业遗产这份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北京必须自清家底，对北京现有工业遗产的数量、生存情况做详细周全的调查，做到胸中有数，心中有底，以便有针对性实施更好的保护利用，避免进一步产生更多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工业遗产是各类文化遗产中产生最晚的一种，还属于新事物，因而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市民都对其知之甚少，甚至是懵懂无知，由此而导致的破坏现象还时常发生，特别是在当前北京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无视工业遗产的价值、盲目追求城市造新而破坏工业遗产甚至拆毁工业遗产的现象还在不断发生，成为当前北京工业遗产生存和保护最大的威胁。因此，在工业遗产相关知识的公众启蒙任重道远。上述两个方面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了，而是饱含了史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历史研究是否要有现实关怀的问题，是一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究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还是“直须看尽洛城花”？学界争论由来已久，也确有学者遵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学术路径，完成了诸多研究成果，为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完全脱离当代情境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与现实距离的大小问题。其实，对于此一问题，学界早有共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名言，并被学界广泛认同。

克罗齐所说的这种当代史究竟是什么意思？目前学界众说纷纭，观点各不相同。笔者以为，这种当代史首先是指当代人介入史学研究时的当代视野和思想方法。任何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其所处社会条件的产物，不可能超然于自身所处时代社会之外，时代的人思考历史问题时也就不可能不是时代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同时，克罗齐所指的当代史也指史学家的现实关怀，以及史学问题与当代问题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任何历史问题只有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也才会被人们关注。因此，历史研究现实关怀的发生，一方面是史学研究当代意义的开拓和史学家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是史学问题的出现本身就与现实有直接关联的结果。本书关于工业遗产的研究则显然具备了上述两个要件，一是工业遗产的研究拓展了近代经济史和工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引入了工业考古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显著增强了相关研究的现实性。同时，工业遗产的学术研究又与现实社会的工业遗产保护直接相关，是从历史问题走向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不但从北京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出发，以工业考古为路径，详细梳理了北京工业遗产的生存情况，并且力图探究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途径和方法，为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出谋划策。我们的这种探究显然更贴近社会现实了，是对当今社会行动的一种考虑和思量。

要实现对当今社会行动的考量，要完成这种与现实关怀直接相关联的学术研究，仅仅使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明显是不够的了，必须要在坚持史学研究基本方法的同时，引入其他研究现实问题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要以丰富的史学研究手段和方法，配合其他学科的现代研究模式，不断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和研究，解决史学研究面临的新问题。譬如，调查工业遗产现状、研究工业遗产保护时，不但要坚持史学研究的文本研究、考镜源流、辩章学术等基本研究方法，还需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引入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等研究方法等，只有综合使用了上述研究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方法，才能通过工业考古和田野调查明了当前北京工业遗产的生存情况，也才能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清楚公众对于工业遗产的认知情况，从而为探究保护利用北京工业遗产的路径、方法、模式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可以说，本书就是尝试着做了这种学术研究方法的杂交工作，力图结合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蹚出一条新路，努力接近史学的现实关怀。

其实，主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开辟史学研究的新路并非我们的独创，也并非我们的新论。早在1988年，前辈学者傅衣凌先生就写了题为《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2]的文章，提出要通过社会调查深化史学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史料是多种多样的，有文字的，考古的，还有民间的口头传承，这些材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中历来受到重视。”“因为文字的考古的材料，往往为着社会和自然等因素，而不能保藏原状，且易于散失，而历史的各种遗迹、传说，却能长期地保留在民间，通过社会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字考古资料的缺点，还可以大大扩充史料的来源，开阔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在傅衣凌先生看来，史学研究仅仅囿于文本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其他类型的史料，有时甚至要以利用各种形式的史料为主来研究某类问题。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了傅衣凌先生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例如，本书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除了对北京工业发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文本史料的考辨，并加以梳理和考察外，关于工业遗产以及老北京银行街生存状况的研究则主要依靠工业考古和田野调查来完成。其实，所谓工业考古，在本质上与田野调查有很多共通之处的，都是要依靠现场调查与现场考察，以及访谈调查来完善其脉络，廓清其面貌，从而全面把握其内涵和本质。这些调查一般而言都属于社会调查，也就是针对某个问题而开展的现场考察和访谈调查，只不过工业考古主要针对的是工业遗产，并且更注重其来龙去脉的完整性，以便确定其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而非像田野调查那样更多的是在文本史料缺少或者不足的情况下服务于某一史学问题的研究。

注重史学研究新方法的开拓还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与当今的信息化接轨的问题。当今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处理技术高度成熟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条件，史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新技术来拓展、完善、提升史学研究。对此，台湾学者黄亦农先生已经提出了E-考据的概念，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另外，还有人提出了利用大数据进行可视化研究的问题，也因此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史学的空间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本书在研究公众对于工业遗产和老北京银行街认知情况时，尝试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SPSS技术支撑下的问卷调查法，以详细了解公众态度。这种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样本问卷调查显然胜于个别访谈，更能反映样本代表的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态度和认知情况，再辅之以深度的访谈调查，就能比较全面、详细的掌握问题的全貌和性质。虽然这种研究方法目前还不能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以之辅助史学研究的开展显然是可行的。而正是利用这项技术进行的研究，我们不仅廓清了公众的认知态度，还由此明了了某些工业遗产保护良好或者受损的一些原因，从而为工业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确凿的依据。所以，史学研究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关头，坚守史学已有的成熟的研究方法是重要的，做一些新的尝试，丰富史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以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是必要的。

任何研究都是有遗憾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并由此进入新一轮的研究。因此也就给已有的研究留下了遗憾。我们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在对北京工业遗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已经呈现给读者的研究成果外，还有诸多问题有待继续挖掘和探讨。例如，工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逐步加大影响的历史，就是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历史。这种突出影响必然会反映在工业遗产上。如何发掘工业遗产中保留的环境影响因素，以丰富目前方兴未艾的环境史研究；如何发掘工业遗产保留的环境影响因素，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的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等问题，其实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工业遗产研究重要方向和最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但是，我们的研究在本书中仅仅是做了初步探讨，仅在绪论和第一章中有初步涉及，未能深入探究。加之时间的限制，我们终未能更加广泛深刻的介入。但是，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领域，并且期望能弥补遗憾，拓展研究。

北京工业遗产是中国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环境和首都的城市定位，形成了近代以来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运行轨迹，政治变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十分突出，工业结构因此独具特点，由此产生的工业遗产也独具特点，因而在全国的工业遗产中占据重要的、独特的地位。对于独具特点的北京工业遗产加强保护研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调查显示，目前北京上至官方下至百姓，对此并无高度重视和有力的保护措施。因此，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任重道远，而研究者的挖掘阐述尤显重要。只有充分论证了北京工业遗产的深厚内涵，独具特点的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利用的有效方法路径，才能最终引起各方重视，从而使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1] [意]贝奈斯托·克罗齐、[英]道格拉斯·安斯利：《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傅衣凌：《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载《群言》，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