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崇尚节约，把节约视为美德。但是，把节约融入工业生产并与创新增产联系起来，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

增产节约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在全国工业领域进行的一项旨在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减少物耗和污染的全国性群众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在工业领域展开，17年建设时期一共有五次：1949—1952年、1955—1958年、1959年、1960—1961年、1963—1965年；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两次：1979—1981年和1986—1987年。[118]

北京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除第一次稍晚外，均同步开展。但根据北京工业发展的特殊性，比较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为1950—1953年，主要目标是克服财政紧张，恢复国民经济，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是1956—1958年，目标是应对“一五”计划后的物资紧张局面，配合“大跃进”运动，促进生产发展。第三次为1979—1980年，主要目标是响应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抑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建设的快速增长，缓解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以及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第四次是1986—1987年，主要任务是贯彻“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方针，配合其他宏观调控措施，抑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减轻财政赤字，化解经济过热风险；减少能源、交通、原材料、特别是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119]在几次增产节约运动当中，北京均走在全国前列，不但开展时间早，而且成绩斐然。

四次**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7年建设时期的两次**，均以增加产量和节约资源为重中之重，技术创新与生产竞赛是运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运动中，增产与节约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既定的原料、资金、劳动力供给量和技术水平、管理方式下，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就能增加产量和收益；但是，若想从根本上突破既有资源瓶颈和技术障碍，提高生产效率，又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在技术上求新探索，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

在节约方面，工人们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充分发掘现有资源潜力，涌现了众多成功范例。北京西四草棕厂的职工自己动手，利用从厂外收购的旧铁片，炼制成弹棕机上的关键部件——铁条，既节省了资金还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过去，该厂弹棕机上用的铁条完全外购，质量也比较低劣，每副铁条还要价高达144元。最让职工头疼的是，每月每台机器因换条要停工10天左右，全月停工达30台日，严重影响了生产进度。面对困难，职工们决定自制铁条。经过一番努力，草棕厂职工自制的铁条研制成功，这种自制的铁条质量远高于外购产品，可减少换条次数，确保了生产任务的按期完成；而且每副铁条的成本大幅降低至44元，因减少换条和自制减少成本，每年能节约资金一万余元[120]。

1952年，石景山发电厂职工为降低发电成本，修订了爱国公约，主动要求烧劣质煤，降低煤耗。他们和技术人员一道克服了诸多技术难题，实行了“吹尘”等办法，终于试烧成功，使低热值煤占该厂电煤消耗量的百分比逐步增加到80%以上，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优质煤炭资源。仅1952年下半年，就为国家节约优质燃煤93268吨，燃料成本降低40%，节省了1865个车皮的运输量。[121]为此，6月19日，《人民日报》特别刊发了《石景山发电厂燃烧劣质煤成功》的报道，大力宣传石景山发电厂职工的先进事迹和节约创新经验。

在技术改造领域，北京工人怀着饱满的建设热情，认真总结生产经验，发挥自身创造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1951年，国营面粉一厂、二厂、东郊面粉厂和福兴面粉厂的职工通过集体潜心钻研，改进了几十年来被面粉工业奉为经典的中路出粉法，研发出全国闻名的“前路出粉法”，使生产能力提高了50%～100%，出粉率提高30%，成本大幅降低80%。仅按国营面粉一厂、二厂等七个工厂的实际产量计算，一年内即可多创造近82万元的财富，相当于建设12家中型面粉厂所需的全部资金。[122]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北京工业中涌现出了许多不平凡的普通工人。说他们普通，是因为这些工人的出身、学历、天资并不十分出众；说他们不平凡，是因为他们怀着坚定信念，在简陋和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勇攀科技高峰，不仅创造了大量技术发明，而且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青年钳工倪志福在工作中努力改进冲钻技术，经过长期摸索，于1953年发明了一种具有工作效率高、寿命长、切削省力、加工质量好等多种优点的新型钻头，被称为“倪志福钻头”。这种新型钻头比传统钻头寿命长4～8倍，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工作效率还提高1～2倍。由于钻头质量上乘，还成功切削了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军优质坦克钢板，为国防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123]。此后几年，他的钻头经过进一步改良，为全国各地多家工厂，甚至被苏联工厂所使用。1986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倪志福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这是迄今为止一名普通中国工人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最高荣誉[124]。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李瑞环，早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在实践中勤于思考，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完成了大专课程，提升了自身水平。他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所学的科学技术，大胆革新工艺，于1958年创造出“木工简易计算法”，不但提高了工效，还节约了原材料。从前，木工在建筑施工前必须进行“放大样”的工作，即按照一定比例做出该建筑的模型，然后按照模型施工。这项传统技术工艺复杂，需经过多年实践才能完全掌握，还浪费时间和材料，而且精密度较差。但解放前建筑工程量少、构件小、对工期硬性要求低，“放大样”工艺尚可满足建设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程量大大增加，这种方法效率低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远远不能适应大规模工程建设的需要。李瑞环创造的“木工简易计算法”改变了这个状况，并成功应用于人民大会堂楼梯、地板和屋檐的施工。这个工艺用计算代替了“放大样”，可大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同时还节省了材料，提升了建筑质量。因此，这项技术得到了建筑界的普遍赞誉和充分肯定[125]，李瑞环也由此被誉为“青年鲁班”。

从行业看发展，汽车制造堪称这一时期北京工业创新的典范。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汽车行业在北京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从零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撤离，更是加大了汽车行业发展的难度。但是，在自主创新精神的支撑下，北京的汽车工业尤其是轻型汽车的发展走在了其他城市的前面。1958年2月，北京市第一汽车附件厂仿照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轿车产品，试制了第一辆国产轿车。1958年6月，井冈山牌轿车诞生。第一汽车附件厂因此正式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126]。同年9月18日，北汽试制成功第一辆北京牌轿车，该车全部是北汽自己设计，全部零件均为国产[127]。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军用吉普车的主要供应中断，自主开发军用吉普车成为当务之急。北京汽车行业的职工紧急投入了吉普车的研制中。吉普车的研制工作并不比轿车简单，其战术性能的要求比轿车严格得多，不仅要满足军用指挥车的要求，而且要兼顾牵引轻型火炮、防化和无线电通信等多种设备的功能。因此，吉普车的战术性能要求对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车桥、转向机、刹车等主要总成部件的要求很高，需要进行反复试验和设计匹配核算工作。这种比普通轿车要求更高的车辆要全靠自己设计、自主开发，因而难度非常大。北汽的技术人员不怕困难，自力更生，从头做起，从1961年1月开始走访部队用户，研究国外同类型车型的技术资料，然后投入设计研发。经过艰苦探索，于1961年8月最终确定了BJ210C两门吉普车方案。1961年12月25日，北汽试制出了模型车。1963年通过了一机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已经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但是由于部队的需要发生了变化，有关方面又要求北汽设计出四门吉普车，还要求体积稍大、上下方便、乘坐舒适。对此，北汽迎难而上，采取了修改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准备交叉进行的方法，从1964年4月开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重新设计试制出北京211和北京212两种新型4门吉普车。最后有关方面确定选用北京212车型吉普车为部队野战指挥车[128]。北京吉普的研制成功是北京工业创新精神的体现，更是创新的成果，不但为巩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以创新带动了北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增产节约运动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两次**。这个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具有鲜明的转轨时期特点，即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传统做法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方法、新思路交织在一起。一方面17年建设时期行之有效的劳动竞赛等传统方法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开始运用经济的管理手段促进增产节约。

例如，北京沙河钢铁厂充分利用劳动竞赛这种方式，促进增产节约。他们把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原材料消耗作为竞赛的中心内容，在全厂掀起了“百分红旗赛”。班组、车间、科室各项累积指标累计为100分，完成指标为满分，未完成指标酌情扣分，积分最高者为先进。该厂高炉曾经常产生大量废铁，最多的年份（1975年）曾达到2100多吨。开展竞赛后，废铁产量超过规定的要扣除一定积分。为此，炼铁车间针对以前存在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1980年1—4月仅产生废铁25吨，仅此一项就环比节约10万余元[129]。

有些企业则更多地运用了经济手段，改变因长期“吃大锅饭”带来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等弊端，推进增产节约运动。其中，企业内部细化的定额管理、独立经济核算、奖金激励的推广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颇为引人注目。首都钢铁公司在1978年开始推行班组定额管理，将过去单一的全厂计划指标细化，分解为许多分项定额，层层下达到各工段至班组。之后根据制定好的定额指标逐个考核，完成者得基本分，超额者加分，低于定额者减分。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明显。一方面，它实现了生产挖潜，有效提升产量。首钢初轧厂轧机钢锭生产能力原为85万吨/年，可是1978年上级要求轧锭100万吨以上，要满足国家的需要，足额完成任务就必须快马加鞭。在班组定额管理制度的鞭策下，职工积极革新挖潜，结果全年轧制钢锭107.5万吨，超额完成任务，创本厂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在这项制度下，责任得以落实到人，废品率和原料消耗大大降低。1977年首钢炼钢部门全年工艺废品和跑漏钢损失平均每月1000吨，次年大幅下降到平均每月385吨，1979年一季度平均每月降至98.6吨，大大低于定额。班组定额制度还推动了技术操作的改进，避免次品，保证了产品质量。四号高炉连续炼铁5900余炉，炉炉合格[130]。

北京内燃机总厂从1979年1月起在各车间实行以增产节约为目标的独立经济核算制度。总厂将国家考核企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下达到每个车间，同时还将车间全年需要的各种物资、经费交由车间管理，单独实行经济核算。从此，每个车间的利润、成本、全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占用率被纳入考核。制度实施后，以往生产过程中不计工时和成本，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以修建车间的生产为例，1978年以前修缮和建设房屋的资金年年超支，仅1976年年底竣工的7000多平方米职工宿舍楼，实际投入超过计划投资20多万元。然而1978年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后，当年该车间承建的同样面积、同样结构的三栋宿舍楼，却比计划投资节省了9000多元[131]。

国家建工总局三局二公司通过设立“全优综合超额奖奖金”，让优秀工程的施工、管理和服务人员直接享受到节约的成果。该公司规定，在单位工程竣工后，经验收符合全优工程标准的，即可从人工直接费节约净值中提取70%，并从材料直接费的节约净值中提取10%，作为奖金分配给参加施工的工人、管理和服务人员。奖励办法中还有其他规定，如达不到人工和材料费节约指标的不可提奖，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班组扣奖金50%，相关责任人扣除全部奖金[132]等。民航总局所属101厂和首都机场积极进行专业化协作，由101厂电镀车间承担首都机场的电镀任务，首都机场则提供本单位已建成的修理车间为101厂设备维修服务。这样一来，101厂计划兴建的修理车间和首都机场申请修建的电镀车间项目便可以削减，避免了重复建设，节约国家投资100余万元，也为两个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133]

上述例证表明，运用经济的奖惩和管理手段确实给增产节约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并推动了其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企业更加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北京印染厂是北京地区的用水大户之一。多年间，该厂每日购买新水和排放污水各达万余吨。对于生产污水，长期采用大量投资的生物化学净化法。这种方法不但废水处理能力低，仅使污水达到排放标准，而且耗资多，每年缴纳的排水费、加药费，连同新水购买费用，平均每吨水成本近0.8元，水费总价达200余万元。1986年后，北京印染厂通过科技攻关，仅在原设备基础上增加1万元投资，就可对近5000吨漂炼废水进行净化处理，每天可获得4000余吨达到循环使用标准的净化水，使用效果与洁净自来水相当。按当时净化规模计算，全厂每年可节水120多万吨，节约开支40余万元，且大大缓解了对下游水体的污染。由于这项先进技术的增产节约效果显著，其他省市的多家企业纷纷前来学习并要求引进技术，从而取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134]。

首都钢铁公司在这次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在转炉钢渣的再利用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后期，首钢排放在渣场的转炉钢渣达200多万吨，堆积如山，浪费了很多空间。钢渣在长期堆放过程中会产生粉化现象，进而污染空气和周边环境。实际上，钢渣并非完全废物，其中含有大量铁、钙、锰、锌等元素，可代替石灰石作烧结熔剂。钢渣中的废钢数量亦十分可观，若能回收利用，则可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所以，渣山不仅仅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更是沉睡的财富。首钢公司钢铁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致力于解决转炉钢渣的再利用问题。经过数年的研究和实验，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钢渣和烧结的不同需要，提出了一整套转炉钢渣利用方案，使得烧结生产率提高，改善了烧结矿强度，还降低了烧结燃料消耗量。经过计算，如果每吨钢渣平均增利按13元计算，当钢渣配比为4%时，相当于每吨烧结矿成本降低0.676元。从1982年到1986年首钢共使用钢渣粉40余万吨，增加利润520余万元；还从渣山回收废钢约10万吨，每吨废钢售价按120元计算，可实现利润1200万元[135]。

总体观之，两个时期增产节约的主旨和理念基本一致，那就是二者都崇奉节约，肯定增产，都认为增产节约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种思想的形成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近代以来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意识变化有关。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节约的传统，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中国的增产节约意识来自中华民族节俭的传统美德。早在上古时期，《周易》中就有“君子以俭德辟难”的话。《荀子·天论》则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观念。上述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思想影响深远，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关于节俭的议论，有大量关于节俭的道德评价，涌现了大量践行节俭理念的人，以至于是否节俭成为人们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准之一。晚唐诗人李商隐甚至发出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慨叹，将是否节俭上升到了政治评价和人生成败的层面。

步入近代后，古代的节俭美德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得到了大力传承和弘扬。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斩钉截铁地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号召人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136]。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还身体力行，在生活和工作中努力践行了勤俭节约的原则，与人民和军队同甘共苦。正是节俭、节省的理念和原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不断克服困难，积小胜为大胜，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然而，中国古代的节俭思想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的理念更强调节俭，强调通过节俭带来的效益。这是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增产很难在短期内展现明显效果决定的。在古代和农业生产的条件下，与增产相比，节俭的效果立竿见影、彰明昭著，因而更能使人信服并践行。在农业生产增产困难甚至无望的情况下，人们节俭的视域更多的投放在生活领域中，投放在生活习惯领域，主要通过生活节俭来谋求财富的积累或者生活的维持。这正是古代社会推崇节俭，把节俭视为人人都应具备的美德的根本原因所在。

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7]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节约观开始变化，在节俭、节约的同时更多的将节约与增产联系了起来，希望通过增产来实现更大程度的节约，并实现财富增长。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同时又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138]。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赋予了节约以新的时代内涵，把节约、节俭同发展生产联系起来，希望通过以节约为原则的增产来实现财富的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曾多次阐述过通过增产节约来增加国家和民间财富的思想。周恩来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139]邓小平说：“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一定要联系起来，只提一个不够。有了强盛的国，家才会富起来，首先是勤俭建国，其次是家要管好。”[140]自此，增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在增产节约中具有了决定的意义，节约不是简单的节省，而是必须要通过增产来实现。但是，增加生产又不是单纯的追求增产，而是与节约联系在一起的，反对浪费式的生产，反对大手大脚的生产。这就把节约、节俭从消费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赋予了节约以新的内涵，实现了节约的时代飞跃。

至此，节约已经演变为一个复合概念——“增产节约”。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两个范畴：增产和节约。其中节约具有更加基础的意义，即增产不是通过粗放式的消耗更多资源来实现，也不是建立在成本高企的基础上，而是在减少原有消耗基础上实现增产，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节约基础之上的增产。节约不但是增产的基础，同时还是增产的评价标准，没有节约的增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产。于是，节约型增产就有了不同于仅仅强调增产，或者粗放型增产的不同内涵。这种对节约型增产的推崇，虽依然是对生产效率提高的推崇，但是其中包含了对物资有限消耗的推崇，其背后是对节约的肯定和对自然资源的珍视。

世界进入工业社会后，科技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仅仅依靠节约来增产，显然不能迅速大幅度增产，要增产就必须要有技术创新的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断高涨，聪明才智得到发挥，技术革新成果、技术革新能手不断涌现，从而促进了生产力迅速不断提高。这种技术革新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涌现的革新精神，一方面是技术的变革，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这种技术革新特别考虑了原材料的节约问题，是建立在节约基础上的革新。北京技术革新的杰出代表倪志福和李瑞环的技术成果就都有这样的显著特点，“倪志福钻头”瞄准的是工作效率高、钻头寿命长，其目的显然是双重的——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被誉为“青年鲁班”的李瑞环的“木工简易计算法”则更明显，其提高效率和节约原材料的效果的指向更明显。而体现了北京面粉行业集体智慧的“前路出粉法”，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成本，节约的资金可建设更多面粉厂。另外，北京历次增产节约运动中都伴随着大量的技术革新，并且都成果卓著。这表明北京产业工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赋予了增产节约新的属性——增产来自革新，革新不离节约。革新既是增产的不竭源泉，又是节约的不竭源泉。没有创新的增产不谓之增产，没有节约的创新也不是真正的创新。这种节约与创新相结合的精神，在北京工业发展中发扬光大，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高扬着时代的旗帜，是北京工业的伟大精神创造。至今，这种精神已经沉淀在北京工业遗产中，“倪志福钻头”和“木工简易计算法”也成了北京工业发展的杰出典范，为工业遗产的精神内涵添加了更多的绚丽光彩。

工业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工业社会发展的见证，而工业社会是自有人类以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它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大飞跃，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大变化，从而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大变革。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又必然引起精神世界的变化，带来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冲撞，进而形成许多新的精神产品，或者是革新了旧的精神观念。这些精神因素又必然要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对经济活动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相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工业生产有着更多的复杂性，则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同于农业时代的新的精神产品和观念意识，这些精神产品和观念意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农业时代。因此，本书的上述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诸多领域没有涉及，或者虽有涉及却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在研究中，越是探究就越感觉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还有很多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拓荒，去挖掘，去深化。

[1] 张京成、刘利永、刘光宇：《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岳宏：《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1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11、1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美]本·巴鲁克：《美国企业史》，1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 华侨协会总会：《华侨名人传》，转引自果鸿孝：《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 果鸿孝：《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陆军部奏办呢革公司折》，载《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第二十期，173～174页。

[10] 《商部奏招商设立京师火柴公司并拨助管本片》，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5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1]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 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火柴工业报告》，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6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3]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 邹鲁：《日本对华经济侵略》，285～286页，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5。

[15]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6] 陈真、姚洛、逄先知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8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17] 李鸿章：《议制造火柴》，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5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8] 1902年11月—1903年3月，詹天佑主持修建了新县至易县的新易铁路，是为中国人主持修建的第一条客运铁路支线。此路只为慈禧拜谒西陵服务，并不运货。

[19] 袁世凯：《酌议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见《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集》，1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20] 《商部批张锡玉文》，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912～9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21] 袁世凯：《酌议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见《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集》，1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22] 詹天佑：《路勘及调查报告》，见《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集》，1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23] 经盛鸿：《詹天佑评传》，17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4] 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104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25] 詹天佑：《遵将筹议修造京张全路办法并附图说禀复督会办大臣袁胡》，见《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集》，2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袁指袁世凯，时任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指胡燏棻，时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大臣。

[26] 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16、2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27] 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99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28] 詹天佑：《在旅汉美国各大学校联合同学会新年大会的演说词》，转引自经盛鸿：《詹天佑评传》，17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9] 经盛鸿：《詹天佑评传》，19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0] 关庚麟编：《交通史 路政篇》，第九册第二章第三节“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1；转引自经盛鸿：《詹天佑评传》，195～196页。

[31] 詹天佑：《京张铁路通车典礼英文致辞》，见詹同济编：《詹天佑文集》，14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32] 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詹天佑生平志》，10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33] [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保尔·托玛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彭明：《五四运动在北京》，196～19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36] 习五一、邓亦兵：《北京通史》，第9卷，109～110页，北京，中国书店，1994。

[37] 伊敏：《我所知道的有关北平铁委的一些情况》，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4辑，95～9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38] 贺瑞麟：《答蒋少园书》，见《清麓文集》卷七，光绪二十五年传经堂刻本，14页。

[39]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何时产生并形成阶级，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起点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而产生。如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502～1512页；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23～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也有学者主张资产阶级的起点应当提前到鸦片战争后，因为从这时起，社会中就逐步出现了手工业资本家以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买办。如郭庠林、陈绍文：《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结构》；孔经纬：《中国资产者的出现及其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均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从近代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谈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一般应当是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资产阶级是否产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家阶层是否存在的问题。

[40] 另外两场争论是关于设同文馆的争论和制造轮船的争论。

[4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版，奏稿卷二十四。

[42] 李鸿章：《致丁宝桢函》，见《朋僚函稿》，卷十七。两宫指西太后慈禧和东太后慈安。

[43] 刘铭传：《请筑造铁路折》，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0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4] 指清政府向沙俄索还伊犁的谈判。

[45] 刘铭传：《请筑造铁路折》，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0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0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7] 李鸿章：《妥筹铁路事宜折》，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48] 张家骧：《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4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50]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51] 唐胥路先展修至阎庄和大沽，之后在1887年至1888年修了大沽至天津的铁路。

[5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2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3] 张之洞：《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张之洞修筑卢汉路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250～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4] 《军机大臣字寄上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2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6]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宗棠全集》奏稿二，6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

[57]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58] 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见《刘壮肃公奏议》，卷二，光绪三十二年版。

[59] 丁宝桢：《覆陈机器局暂缓开办折》，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三，光绪十九年版。

[60]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37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61] 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385、3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62] 张之洞：《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八日致海军衙门论修卢汉铁路》，见《张文襄公电稿》，卷十一，庚申版（1920年）。

[63] 张之洞：《妥筹枪炮厂常年经费折》，见《张文襄公奏稿》，卷十九，庚申年版。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71页注2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5] 这主要是从整体上的观照，是对多种动因的比较分析的结果，不排除某些洋务派人物的贪欲和获利行为。

[66]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1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7]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68] 《江南制造局记》记载同治四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奏请开办情形，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74页。

[69]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26～4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0] 指1922年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铁路的罢工。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1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另一说为六条铁路，见《中国现代史》，8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71] 即1889年张之洞奏请修建的卢汉铁路。

[72] 杨平：《忆京绥铁路车务罢工片断》，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17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3] 《京汉铁路工人昨日罢工》，载《晨报》，1922-08-25；又见《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78～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74] 《京绥路闹薪之风潮》，载《晨报》，1921-12-11；又见《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23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75]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16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7]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另一说为死五人，重伤28人，被捕32人，见习五一、邓亦兵：《北京通史》第9卷，22页。

[80]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16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81]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16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82] 即今北京印钞厂。

[83] 《北京总工会致警卫总司令一封公开信》，1925-12-10，见《中国工运史料》，190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

[84] 《北京总工会致警卫总司令一封公开信》，1925-12-10，见《中国工运史料》，191～192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

[85] 《北京总工会成立宣言》，见《中国工运史料》，193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

[86] 抗日战争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已在本章第一节爱国主义部分阐述，本处不再赘述。

[87] 郎冠英、胡浚、张润滋：《震动全国的“饿工”斗争》，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4辑，278～28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88] 侯正果：《解放初的门头沟》，见《北京的黎明》，24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89] 侯正果：《解放初的门头沟》，见《北京的黎明》，24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90] 杜禹：《北平工矿企业的新生》，见《北京的黎明》，27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91] 北京印钞厂厂史编辑办公室：《军队打到哪里 人民钞票供应到哪里》，见《北京的黎明》，299～30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9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4]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6] 《北京总工会成立宣言》，见《中国工运史料》，193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

[9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8]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6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1]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6～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3]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6～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4]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4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05] 何长工：《五四运动在长辛店》，见《五四运动回忆录》，290～29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0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9]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660～6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27～1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1] 恩格斯：《论权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2] 即京汉铁路。

[113] 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二十一—二十二年特种工会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406～40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14] 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二十一—二十二年特种工会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410～4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注，此处数据有错误，主要是陕西的人数有误，根据文中的数字重新测算。

[115] 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二十一—二十二年特种工会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418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16] 恩格斯：《论权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6～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8] 参见李志英：《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载《晋阳学刊》，2017（2）。

[119] 宋平：《关于198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7年2月。

[120] 一青：《北京市草棕制品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车间出现了新气象》，载《建筑材料工业》，1957年Z1期。

[121]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编著：《北京工业史料》，15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

[122]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编著：《北京工业史料》，44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

[123]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科学技术协会：《倪志福钻头及其刃磨方法》，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

[124] 王军：《北京——创新之都》，1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25] 李瑞环：《木工简易计算法（修订第二版）》，前言6～9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66。

[126] 以下简称北汽。

[127]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北京（下）》，56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128] 《金色的历程——北京工业创业回忆》，468～478页，出版社不详，1999。

[129] 北京市财税局工业企业管理处：《开展劳动竞赛促进增产节约》，载《财务与会计》，1979（8）。

[130] 潘家瑱：《加强班组定额管理，促进增产节约》，载《经济管理》，1979（4）。

[131] 潘善棠：《车间独立经济核算可以加强经营管理》，载《人民日报》，1979-02-25。

[132] 国家建工总局三局二公司：《全优综合超额奖推动了增产节约》，载《劳动工作》，1980（4）。

[133] 殷鹏夫：《从一些典型事例中看增产节约的潜力》，载《财政》，1980（7）。

[134] 武培真：《污水资源化，缓解水危机——北京印染厂净化废水技术领先》，载《人民日报》，1987-10-21。

[135] 江忠源：《转炉钢渣在烧结生产中的应用》，载《钢铁》，1987（10）。

[136]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8]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30、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9] 周恩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见《周恩来选集》下卷，144～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0] 邓小平：《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