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与传承不绝的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历史上也经历过外族入侵和统治，如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家，统治黄河流域270多年；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统治中国北方地区200多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98年；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276年。但他们最终都融入了作为文化民族的华夏，使得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没有像巴比伦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希腊罗马古文明那样，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被其他国家、民族的文明取代而中断或者摧毁。中华文明始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色和独立的价值体系。探究其中原因自然十分复杂，比如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但中华文化自身的因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就一时一事来论，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灵魂。

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大一统”思想。四海一家，万邦和谐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汉代继秦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尤其可贵的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主张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表现出“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造就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各种学说、主张、观点，以及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并存兼进的历史。中国古代除了儒学的影响力以外，还可以数得出来的有道家、兵家、墨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这些观点各异的学说，虽然有相抵触的地方，但他们却能相互并存，在相互批评与辩驳之中得到了发展。此外，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使各少数民族积极向汉文明靠拢，他们向汉民族的文化学习，接受汉族文化，用汉族文化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同时，汉民族也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加以吸收融合，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对外来文化，用的也是太极的功夫，而非血腥镇压，以致最终把他们融入中华文化，烙上深深的中华印记，比如佛教。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性，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融思想和博大开阔的胸襟，也正是中华文化保持顽强生命力的内在因素！

先秦时期的科学思想

先秦，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哲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自然哲学可以看作科学的一种形态，这当中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无疑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首先，探讨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也不例外。在殷周时期就有了阴阳八卦学说和五行说。《易经》中用八卦（天、地、风、雷、水、火、出、泽）代表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八种东西，认为天（阳）和地（阴）两种势力交感推移生成其他六种东西，并使万物发展变化。五行说在夏代就有萌芽，它把宇宙万物归结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则用阴阳来统帅五行，试图用阴阳五行对自然界和社会作统一的解释。在我国古代，也有用一种具体的事物来说明世界本原的观点，比如《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同时也出现了以比较抽象的东西来说明万物本原的学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春秋末年提出了“道”是“万物之宗”的思想。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统一的物质性的气所构成，水、火、生物、人都是气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的自然哲学家们也曾涉及到物质有没有最小单位或物质能不能无限分割等问题。惠施提出“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即物质的最小单位无内可言。也有人主张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命题。

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先秦早期就有了天圆地方说，主张“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到了西周时代，则有盖天说的出现，认为天如斗笠，大地像一个倒扣着的盘子。“盖天说”不符合天体的真相，不能解释天体运转的现象。比盖天说进步些的是地圆说，主张“天体如弹丸”。《庄子》则进一步对地是不动的观念提出疑问。商鞅的老师则有了对地球自转运动的最初描述。战国末期李斯则更猜测到地球在空间中的位移，有了“日行一度”的观念。到西汉末年更有了地球在空间中位移的科学描述。同时对地动而人却觉察不到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这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的一个伟大创见。

此外，不能不提到《墨子》，它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关于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的实验，也讨论了衡器一类的杠杆平衡情况，其方法和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相似。但不可讳言，这时的实验方法还只停留在定性研究上。逻辑推理也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古代科技几乎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这种经验主义的实用科学模式，这就和古希腊注重逻辑推理的科学体系不同了，也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科技社会发展的分野。

由历法农时到天文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加之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天文学受到很高的礼遇，朝廷里就专设钦天监，不仅“敬授人时”，而且揭示“天”行之道；不仅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且为皇帝“天”子服务。这种特殊的地位也是中国天文学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

中国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根据星象观测确定季节。《尚书·尧典》中说，根据黄昏时位于南方天空的是什么恒星，可以确定一年的四季。据传反映夏代知识的《夏小正》中讲到，一年12个月都有一些显著的天象为标志。殷商甲骨文准确地告诉我们，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战国时的四分历，已经把一年的长度精确到365.25日，所以中国古代分圆周为365.25度，太阳在天上每天移动一度。这个规定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自成体系的标志之一。到汉代时，中国的历法基本定型。从内容上说，它不仅是确定年、月和二十四节气，安排闰月，还包括日月食和五大行星运行的推算，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年历。以后的历法制订工作，主要是进一步提高精度。

天象观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项主要内容。在二十四史中，历法制订的内容在《律历志》中，而天象观测结果记载在《天文志》中。中国史籍中保存有2000多年来关于日食、月食、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等天象的丰富观测记载，是现代天文学研究难得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对恒星的观测成果，反映在历代的星表和星图中。战国时代的“石氏星表”，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星表。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是世界现存的最早星图。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恒星和观测天象，把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起来，这样的组合叫星官，每个星官都有名字，其中最重要的三垣二十八宿，成为中国古代的星空区划体系，这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特点。二十八宿中部分星宿的名字，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到元代时，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达到高峰，元代历法《授时历》定一年长度为365.2425日，是世界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数值，比欧洲早采用400年。然而后来由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严令禁止在民间进行天文学研究，导致中国天文学的衰落，以致到明朝末年，中国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修订历法了，只好请西洋人帮忙。

儒释道对医学的渗透

中医自从《黄帝内经》采用阴阳五行论作基本理论后，就使它具有了民族化特征。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已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受儒染，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儒、释、道风，更成为一种异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具有很强的中国味道的学问。

唐朝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卷一中叙述说，医生应具备的理论素质是，不但要熟读医学经典，精通医理，还要“涉猎群书”，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释典道论，甚至要求“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这其实是说医是一门以儒、释、道为辅佐的杂学。书中描述的大医风度是“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治病时，无问“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凡来治病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而且不计个人吉凶安危，无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无论患者得了什么病，或恶疮或下痢，都不计臭秽，“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这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自然是建立在佛教理论之上的。又说大医的作风是“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不“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到了病家，“纵结罗满目、勿左右顾盼”；“珍馐迭荐，食如无味”。这又是儒学标榜的清谨、耿介的士大夫情操。其中的**、求长生等内容明显带有道家修炼法的痕迹。这种医家的形象，其实也是中医学的形象，处处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味道，也反映着它内容的驳杂和神秘主义倾向。

中医现存的最早理论著作是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素问》内容偏重于论述人体生理和病理学及药物治疗学的基本理论、“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灵枢》则着重论述针灸的基本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针灸的方法等。从理论上说，《黄帝内经》的特色在于把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结合起来，以有机的整体自然观指导防病治病，用以论述各种疾病和种种致病因素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虽然这些论述包含一些不科学的成分，但它确实起到了指导中医发展的作用，而且相对于近现代西医的机械自然观还有某些优势之处。从治疗方法上说，中医除了像其他地区古代医学一样主要使用自然药物之外，针灸治疗是它的特色。东汉末年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辨证施治”，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理论的又一重要发展。自古至今中医中涌现出众多名医，治病的效果不断提高，但是在理论上依然是奉《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圭臬。

中国的数学——算术之学

中国数学古称“算学”或“算术”，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因为在天文历法的计算方面有不少艰深的数学问题需要解决，因而数学与历法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科学家兼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从名称可知，古代中国的数学成就几乎都集中在“算”上，擅长“算”（代数），很少涉及几何图形问题，几何学方面明显薄弱，即使涉及也会用“算”的方法来解决几何问题，全然不似古希腊人那样偏重于几何图形问题，习惯于形象思维，在遇到“算”的问题时，他们会试图用几何方法去解决，毕达哥拉斯学派是这样，阿基米德也是如此，甚至阿基米德临死前的那句话也是“不要踩坏了我的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爱“算”，希腊人爱“图”。最终，爱“算”的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实用技术的道路，而爱“图”的希腊人走上了一条理论科学的道路。按照人类心理学的说法，爱“算”者必然现实，而爱“图”者更爱幻想，所以这也并非完全偶然的结果。

中国古代在数学方面有许多重大的成就。首先是较早实行了十进位值制，这是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商代甲骨文中有13个基本的数字符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表明是十进制。表示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方法，商代是用合文书写，如上边一个五字、下边一个百字，合起来表示五百。这样的书写方式较容易向位值制演变。李约瑟曾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总的说来要比同时代的古埃及和巴比伦更先进，更科学。”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数学迅速进步的时代，乘法运算和分数运算，在这个时代都肯定出现了。最早的数学著作，可能也是在战国末年出现的。

汉代出现的《周髀算经》是现存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其中叙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此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我国认识到这一关系也相当早。成书年代不晚于西汉的《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共讲述了246个问题的解法，它们被分为九章即九大类。对每一个问题，书中都是先给出问题，再给出答案，又介绍算式。至于为什么应当这样列算式，书中没有明示，所以明代徐光启说这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书中的解题方法涉及到分数四则运算、负数运算、解联立方程组、双设法、开平方和开立方等，表明那时中国数学已有较高水平，某些解法已走到世界前列。

隋唐宋元时代中国数学水平不断提高。元代朱世杰著的《四元玉鉴》中有解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方法，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已得出关于高次招差的一般公式，在这些方面都已走到世界最前列。筹算制度是中国古代数学特有的制度。它的计算工具是算筹，不需纸和笔就可进行数学计算。珠算制度是到宋元时代从筹算制度演变出来的。筹算制度有方便快捷的优点，但是它不保留运算过程，对进行数学研究有不利之处。它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可能有过促进作用，但到后来是妨碍中国数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限制因素。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缺少推动数学发展的动力，还可能有中国数学体系自身的原因，使得明代没有产生出更高水平的数学著作，而实用的商业数学和珠算倒是发展起来了。

丝绸之路与丝织技术

在古代交通史上，欧亚大陆间存在着一条东起中国长安，西至地中海沿岸各国，连接古代中国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商贸大道，它横穿中亚大草原，长达7000多千米，历时数千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它以丝绸为贸易的主要载体，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将这条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商贸大道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充分说明了丝绸在那个时代的重要角色地位。

中国是世界养蚕、种桑、织丝最早的国家。传说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养蚕织丝，考古也发现了4000年前的丝织品，与这个传说在时间上相近。《诗经》中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之句，生动描绘了妇女春日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蚕丝的开发和利用自然促进了纺织机具的发展与工艺技术的进步，因而我国也是代表古代纺织最高水平的丝绸工艺技术的发源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在公元6世纪前，蚕桑、缫丝技术一直是我国垄断的专利，丝绸产品以其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汉代时中国丝绸已享誉世界，中国与西方物资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即开启于此时。当时汉武帝不再甘愿采用通婚的手段平息汉匈之间的战争，为了解除西北匈奴时时侵扰边境的祸患，他决定与大月氏联合攻打匈奴，这是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率领百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通往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目的，但最终到了大夏国，即希腊史料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张骞再次率领一个300人的使团出访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但也未能说服乌孙与汉联盟攻打匈奴。但这一次，张骞的副使最远到达了安息和条支。安息即西方史籍中的“帕提亚”（pathia），在今天的伊朗；条支在地中海东岸，也就是塞琉古王国在地中海所建的安条克城（Antiochus）。张骞两次出访虽未能达到目的，但意义非凡。著名学者林梅村在《丝绸之路散记》中这样总结：“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

China与陶瓷技术

中国的瓷器驰名世界，西文的“中国”China一词正是“瓷器”的意思。反映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作为“瓷器之国”的形象。

中国瓷器经历了从陶器到瓷器，从青瓷到白瓷，再从白瓷到彩瓷的发展阶段。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制造陶器，所谓陶器就是用粘土制成一定的形状后用火焙烧所得到的经久耐用的容器。单用陶土烧制的陶器表面粗糙，后来人们发现了“釉”，涂在陶坯表面上，烧制后的陶器就能像玻璃那样光洁，如果在“釉”中加入带颜色的金属氧化物，则烧制成的陶器还能显示出美丽的色彩。瓷器是陶器的高级形式。从外观上看，陶器吸水，不透明，而瓷器质地细密坚硬、不吸水、半透明；从物理构成上看，原料、温度和釉是区别陶和瓷的三要素：陶的原料陶土含有较多氧化铁，瓷的原料瓷土（或称高岭土）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铝含量高；陶的焙烧温度低，约900℃，而瓷的焙烧温度在1200℃以上；瓷器表面有高温釉，而陶器无釉或只有低温釉。

原始瓷器大约在商代即已出现，后经三国、两晋时期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到宋朝前后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柴窑”出产的青瓷器，颜色像雨后的青天，被誉为“雨过天青”，并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来形容它。宋朝的瓷器业发展最快，早在唐朝既已闻名于世的昌南镇于1004年被皇帝下令改为景德镇，因为那一年是景德元年，景德镇从此成为御窑。宋以前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是青瓷、白瓷和黑瓷，从宋代开始出现彩瓷。彩瓷的前身是在单色瓷上刻印出花纹，后来发展出用彩笔在胎坯上画花纹，在胎坯上画好花纹再入窑烧制所得的叫“釉下彩”，在烧好了的瓷器上彩绘再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叫“釉上彩”。“釉下彩”中最著名的是“青花”瓷，而“斗彩”、“五彩”、“粉彩”瓷则属于“釉上彩”瓷。

中国陶瓷大约在公元8世纪即唐朝通过“丝绸之路”或东方的海路传到西亚和南亚，再由这些国家传到欧洲各国。中国陶瓷以它瑰丽的色彩和高雅的气质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成为高贵的艺术珍品。随着瓷器的西传，造瓷技术也于11世纪传到波斯和阿拉伯世界，1470年传到意大利及西欧，为世界共享。

中华古建

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科技水平和审美态度。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上达到过很高的水平，在建筑式样上也独具特色。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历史悠久的赵州桥以及代表各时代建筑最高水平的历代皇宫，都是华夏建筑的精品杰作。

据曾踏上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从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到的地球上两项特大工程之一。如果把修筑长城的砖石用来改筑成高2.5米、宽1米的城墙、可以绕地球转一周还有余；如果改铺成宽5米左右、厚0.3米左右的公路，则可以绕地球三四周。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防御外敌入侵，已经开始各自修筑自己领地内的“长城”了，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在原来燕、赵、秦三国北长城的基础上扩大加固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这条新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蜿蜒曲折5000千米，所以号称“万里长城”。此工程历时9年，凝聚着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且此后历代仍在继续这项工程，当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确实达到了它预想的效果，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等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坐落在石家庄东南约40千米赵县城洨河之上，是隋朝石匠李春的杰作，大致建于隋代开皇至大业年间（581—618年）。因赵县古时曾为赵州，所以一般称为赵州桥，又因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当地俗称大石桥。它以最古老的单孔石拱桥独领**，更以高超的科学艺术价值驰名中外，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的一座古代石拱桥。净跨度37.02米，而拱矢只有7.23米，显示出较高的技术水平。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主跨两肩上各造二小拱，以防洪水来临时增加泄水量，减小对桥的冲击力。而且，加两小拱还可以减轻桥体自重，减少对主拱的压力。这种“敞肩拱”结构是世界造桥史上的创举。关于赵州桥的建造，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昔日洨河水泛滥，百姓只靠木船摆渡，木匠祖师鲁班一夜之间把羊群化成石头建起大桥。张果老和柴王爷一同来试桥，张果老倒骑毛驴，驴背上的褡裢里装着日、月；柴王爷推小车，装载着五岳名山。行于桥中心，将桥压得摇摇欲坠。鲁班见势不妙，纵身跳入水中，用手将桥托住，石桥安然无**。至今桥上面还留着清晰的驴蹄印、车道沟和膝盖印，桥底保留着鲁班的手印。正如民歌《小放牛》所唱：“赵州石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名紫禁城，为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多平方米（长960米，宽750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宫殿9000多间，外围筑有高达10米的宫墙，四角有角楼，外有宽约52米的护城河环绕。为了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些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布局十分严谨。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按照前朝后寝的古制加以布置。外朝是皇帝治理朝政的主要场所，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故宫里最吸引人的建筑是三座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座殿宇也是故宫中最高大的建筑物，表现出它们不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它们都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高的台基上，远望犹如神话中的琼宫仙阙。第一座大殿太和殿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俗称“金蛮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殿高28米，东西63米，南北35米，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其中围绕御座的是6根沥粉金漆的蟠龙柱。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后有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庄严绚丽。内廷是皇帝和后妃的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还有一个御花园。后半部在建筑风格上与前半部大不相同，富有生活气息、建筑多是自成院落，有花园、书斋、馆榭、山石等。前朝后寝，分工明确，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等级分明、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是罕见的。它标志着我们祖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多年前匠师们在建筑上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