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美元陷阱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所以，只有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才能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一揽子问题。
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美元虽然是全球本位币，可是其发行权在美国，其他各国奈何不得；并且至少在目前看来，还看不到有其他任何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前景。
初看起来，这似乎意味着没办法走出美元陷阱了。但如果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解决途径还是有的，那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例如，我国虽然不能阻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但却可以从其他角度如外交途径等来施加压力。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那是1978年，当时国际经济议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同样是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尤其是当时的美元贬值已经严重侵蚀到德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等的竞争力和外汇储备，所以这些国家和组织的担忧与日俱增，和今天我国的担忧颇为相似[1]。
例如，1978年6月沙特阿拉伯的外汇储备高达650亿美元，其中80%是美元资产。而当时全球石油输出的结算货币全都是美元，这就注定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美元贬值中损失最大，而且根本就没什么回避措施：不用美元结算还能用什么呢？
面对这样的货币环境，沙特阿拉伯和欧佩克也想过抛售美元，但又心有不甘——显而易见，抛售美元会导致美元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它们的储备价值更加缩水。
这时候，欧佩克国家通过外交政策不断给美国施加压力，在最终摆脱美元陷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它们公开研究采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对石油定价会带来什么结果。如欧佩克成员科威特就扬言，在石油输出时将考虑接受英镑而不是美元，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美国恐慌。
与此同时，一些欧佩克成员国提出，在美元贬值引起全球严重通货膨胀背景下，唯有提高石油价格才能弥补美元下跌造成的损失，这更引起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最后，至少有一个石油输出国决定用外汇储备投资其他货币。例如，沙特阿拉伯就把部分美元储备转换成了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虽然比重不大，却始终受到美国高度关注，表明美国人对此并不是无所谓，而是很看重的。
这些措施加上欧佩克成员国不断呼吁美国要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终于产生一些效果。
最典型的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助手不得不打断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的迪斯尼世界旅行，迫不及待地向他解释美国政府的美元计划，以求得共识。以至于到后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干脆任命对通货膨胀持强硬态度的沃尔克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30多年过去了，这些措施完全可以为我国借鉴。事实上，我国也似乎正在采取当年欧佩克的一些做法，如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与巴西和俄罗斯等一起讨论不用美元进行交易等等。无疑，这对我国摆脱美元陷阱能起一定作用。
之所以说“起一定作用”，是因为虽然我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能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可是不要忘了其他美国国债持有者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如果我国不抛售美国国债，可是其它国家不看好美元，首先抛售美国国债，同样会引发信贷挤兑，给我国原有的美元储备造成损失，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
正因如此，美国政界有人认为，我国要想摆脱美元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其他主要债权国的预期。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其他债权国认为美元将会不断走软从而抛售美元，并且事实上美元贬值趋势不变，我国在利用“美元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就会很有限。
从这个角度看，美元外交只是可选方案之一，不能希望过大。归根到底，美元的发行权在美国手里，美国对别国的建议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而我们能做的是，对美国发行的国债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可以多买也可以少买。在这里，就涉及到从国家根本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介绍，2003年时他为了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近距离接触到外汇管理部门的高层领导，请教为什么我国不断地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是黄金？得到的答复是“买黄金不赚钱”。他对此虽然不解，却又无从得到更具体的答案。
2005年他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研究时，与一位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交谈，那位领导解释说，“买黄金不赚钱”是指即使黄金将来升值了，在会计账面上也无法体现出来。即使在账面上能反映出来，因为储备黄金不能买卖，所以也不会有收益。可是买美国国债就不一样了，每期都能收到债息，尽管实际上可能是亏损的，但反映在账面上还是有收入的。并且，这种债券买得越多，债息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就越多。
他追问：如果用外汇储备购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就赚了吗？领导笑笑说，国家可以说赚了，可是他们没赚头[2]。
由此可见，我国外汇储备为什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原因之一在于有关部门只考虑部门利益，追求的是账面好看，而不是实质上的盈亏，这就与错误的政绩考核有关了。
[1]Joel Harris：《从“美元陷阱”看今日中国美元外交》，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10日。下同。
[2]严婷：《中国去年减持两房类债293亿美元创新高》，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