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傲气十足的富商腆着个大肚子来到寺院，站在财神面前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依靠我的供品，你才能活下去？”

禅师听到后没有生气，他把富商带到窗前说：“向外看，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许多人。”富商说。

禅师又把他带到一面镜子前，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只看见我自己。”富商回答。

禅师说：“玻璃镜和玻璃窗的区别只在于那一层薄薄的银子，这一点点可怜的银子，就叫有的人只看见他自己，而看不见别人了。”

富商面带愧色地离去。

有钱有势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高贵，重要的是有了钱有了势，还能保持一种做人的本色和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心态，这才是真的高贵。

东汉名将冯异，品格高洁，才能出众，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而他的为人处世方法，至今也是值得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借鉴的样板。

冯异驰骋沙场几十年，战功累累，是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时一员杰出的统帅，但每次战役结束后，诸将并坐论功时，他为了避功，把封赏让给部下，常常独坐在大树下读书思过，因而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他有帅才，却从不使气，虽战功赫赫，却仍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更始元年，大司马刘秀率王霸、冯异等将领历经艰险，攻克邯郸，擒斩王郎，平息叛乱。

冯异在邯郸之战中，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连夜为夜宿河北晓阳地区的大军筹措粮秣，熬煮稀豆粥，使将士饥寒俱解，恢复战斗力。

刘秀率军行至南宫时，正逢大雨滂沱，寒气逼人，又是冯异四处奔波，取薪燃火，供将士取暖烘衣，送上热气腾腾的麦饭，使官兵衣干腹饱，重上战场。

邯郸之战，刘秀大胜。后来他赞扬冯异“功勋难估，当为头功”。正当刘秀召集将领盘坐旷野论功行赏时，冯异却独自离众，待在一棵老槐树下聚精会神地读《孙子兵法》。当侍卫连拖带拉将冯异带到刘秀跟前时，冯异却对封赏一再推让。实在推托不掉，他便建议将此功让给军中的一名偏将，令这位偏将大受感动。刘秀见冯异淡泊功利，又赏他许多金银，冯异却悉数分给这次作战中表现勇猛的士卒。

冯异的做法，就非常得人心，因此他调动起部下来也得心应手，部卒愿意为他效力，同级之人佩服他，上司也欣赏他。

相对冯异来说，年羹尧就是一个不知深浅的人物，他的胞妹，是雍正帝的贵妃。嗣皇帝登基之初，雍正对年羹尧倍加赏识重用，几乎到了炽热颠狂的程度。首先命其接替允禵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年羹尧一直在西北前线为朝廷效力。因平定西藏时运粮及守隘之功，封三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太保衔；因平郭罗克功，晋二等公；叙平青海功，晋一等公，给一子爵令其子袭，外加太傅衔。雍正二年八月，年羹尧入觐时，御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恩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但年的亲属倍受恩宠，连家仆也有通过保荐，官做到道员、副将者。

年羹尧对此不但不知收敛，却更加得意忘形，更加骄横，并霸占了蒙古贝勒七信之女，斩杀提督、参将多人，甚至蒙古王公见年羹尧得先跪下，以此他遭到了群臣的愤怒和非议，弹劾他的奏章多似雪片。

内阁、詹翰、九卿、科道合词奏言年羹尧的罪恶“罄竹难书”，于是部议尽革年的官职。雍正三年十月，命逮年羹尧来京审讯。十二月，案成。此距发端仅有九个多月。议政王大臣等定年羹尧罪：计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共九十二款。

其实雍正帝早就了解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却不加惩处，甚至在一些批示中会令人怀疑他故意纵容年贪污、腐化。但转眼之间，这些行为全成了年羹尧的罪名。

雍正三年十二月，皇帝差步兵统领阿尔图，来到关押年羹尧的囚室传旨说：“历观史书所注，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为守臣节。如尔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愿以尔实心报国，尽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结果忍为之乎？……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尔自裁，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接旨后即自杀。

年羹尧一案所累多人，他的所作所为给后人敲响了警钟。

所以，高贵不在于你身价几何，即使是一个乞丐，倘若心灵纯洁、品德高尚也是高贵的。而一个恃富欺人、不知容人的人再富有也不能称其为高贵。最难得的是为富不骄、为贵不傲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最难得的高贵。

一个人的高贵取决于精神而不取决于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