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的。佛教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和思想，中国佛教在形态、方法和理论系统上都存在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

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印度的文化土壤不同。在印度，僧人见了父母和王者都不跪拜，在中国，王者要求僧人跪拜。在印度，佛教有治外法权，在中国，佛教则必须受世俗法律治理。中国的皇帝君王们，可以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需要而扶植佛教，也可以出于同样的需要限制佛教。中国古代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有“忠”、“孝”这两面大旗，有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有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若想在中国传播，不听王命不行，不讲“忠”、“孝”不行，不遵国法不行，不与儒学、道学妥协、调和也不行。所以，中国的佛教学者，绝大多数在出家以前，已经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再学习佛教理论。所以，号称明代佛教四大师之一的德清禅师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他宣传“孔老即佛之化身”。印度佛教种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了与原身有很多不同的中国佛教。

但达摩东渡后依然保持着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即是住心观静，面壁坐禅，行头陀行，达摩采用的又是“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的入道之法，实在是太苦太苦了。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道，而且一坐就是九年，几乎身不离洞，迹不出山，这自然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令人生畏，如此艰苦的修炼法，还不把人吓跑？从古到今的达摩画像，也因此而形成一个模式：满脸络腮胡子，眼大眉粗，神形清苦，面壁而坐，怒颜张目。

六祖慧能之前，禅定修行大多讲究坐卧壁观之法，强调以坐禅为务。达摩壁观九年，终日苦坐，四祖道信“数十年中胁不至席”，五祖弘忍及弟子神秀皆以静坐苦熬为修行之法。他们无不在长夜静坐中，以“渐修”方式求解脱。

惟六祖慧能学禅不步人后尘，适应实际情况，一反传统，大胆提出“禅非坐卧”。他说：“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慧能曾写一偈，云：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慧能反对僵化、单一而死板的坐禅方式，是一种改革。慧能的学佛习禅的顿悟观，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慧能的南禅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学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别人之长与自己国家、企业、个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使别人之长更具适应性；另一种是不顾具体情况，生搬硬套，人云亦云，似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简单模仿，只求“形似”，反而有害。

模仿的目的不是东施效颦而是要走出新路。所以，模仿不应是简单的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