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漂浮在意识的边缘。比如，简费了好大劲去弄清楚艾格尼斯是不是对她不友好，她还问我是否也这么认为。约翰最近似乎更多地谈起他的前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瑷嘉莎隐约感觉到这些天她的生活中音乐多了起来。所有这些代表性的模糊意识，充满暗示却并不可靠。假如我们通过讲故事把他们理清楚，细节就会展开，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和更明显的清晰度。暗示会变成领会，**裸的真相会像面包的生面团般延展，感觉及与之相关的联想会显露出来。举个例子，诗人因为见到一棵树而感动，而这棵树只是他想说的内容的轮廓。当说起这棵树时，他可能会说这棵树在召唤他去爬它或者他想再一次扒下它的树皮或者它的枝桠形状如伞。而当人们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看见树时，那就只是棵树而已。对于那些说起这棵树的人而言，它们意味着更多。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会对体验的难以表述之处予以特别关注。人们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却无法确切地指出究竟要改变什么。英格丽就是这样一种人，她在团体治疗中谈起一种兼有羞耻、恐惧和自我批评的笼统感受，与引起她感受的一切事物没有任何关联。她只是认为她“应该同时具备更多特质，变得更有信心、更成功、更有爱和更接纳”。但她的这一想法并不够强烈，无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真正的愿望。当我逼她清楚说明她到底为什么而感到羞耻时，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出，当她不赞同别人的时候她内心会发脾气，咬紧牙关，并且变得沉默倔强。她说，那就是让她感到羞耻的地方——她沉默的不诚实。突然，她的羞耻看上去没那么难以表述了，尽管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然后她接着说到她母亲总是宣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诚实，而当英格丽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她母亲又会受不了。当撒谎是不道德的而真相又不被接受时，英格丽自然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于是这么多年下来她便渐渐归于沉默并且忘掉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尝试着让这个故事充实起来，便建议她与其卡在那个只能导致她僵化的关于真相的矛盾中，不如试着说说谎。我向她保证她只需要在这一刻这么做。她变得非常兴奋，她焦虑的样子看上去变成了放松的那种，甚至有些狂野起来。她轻描淡写地向小组成员们讲起了她所度过的极其难熬的一周，那一周里她屋里屋外辛苦忙碌，以致她的手指开裂指甲都崩了。她“打扫办公室，给植物浇水，干了很多很多活，写了很多很多报告，很多很多信”。

这时候，她仍然沉浸在撒谎的虚假状态，但她已经开始变得热心些了。当她突然意识到她想起了一些她平时不会提起的真正的事件，那些她为家里的人所做的一切，她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然后她换了一种状态继续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她最近如何在家招待一帮挪威亲戚的。她自豪地说：“我给这些人做饭，我招待他们，我听他们讲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挫折，我给他们倒饮料，清空他们该死的烟灰缸。我跟他们说挪威语，这样他们就会喜欢我，被我逗乐，我拥抱亲吻他们每个人，我以挪威人的方式打扫整个房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忙得的团团转。然后我把桌子布置得漂漂亮亮，铺上带花边的桌布，摆上鲜花和蜡烛。我甚至让我叔叔在晚餐前祈祷，这样他们就会感到宾至如归。我干了件不可思议的活儿……干这事时真的特别兴奋。”

这一瞬间，她悲凉地发现，在她的家庭里只有男人们才被允许滔滔不绝地讲他们的经历，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而女人们则被认为就该伺候人并且说话温和。这个觉醒让她不被重视的感觉清晰起来。到这一刻，她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而且她无法忽视她的家庭赋予她的角色。从那时起，她的羞耻感轻轻松松便消失了。

通过类似的细节呈现和详细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也可以确切说明其他难以捉摸的体验。举个例子，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而我正在接另一个电话，一个长途电话。我想等我打完这个电话再给她打过去，而她只是想知道我们当晚是否可以碰面。我明知道当晚不行，但我不想那么生硬地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她很熟，完全不需要讲究任何仪式，但我还是告诉她我一会儿会打给她，而不是直接跟她说不行。可当我打回给她的时候，她的电话又占线！打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于是我认定她在冷落我，可当我终于打通给她的时候她又相当热情。后来，当我跟我太太讲述这个故事的经过时，我意识到了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我其实是担心由于我平时说话不多可能让人感觉不那么友好。事实上，我相当友好，而且我的朋友们也非常接纳我的安静。讲出这个故事，我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儿，而且从此不再受此困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