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讲故事的方式广为传播，起码包括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小说、历史、音乐、政治演讲以及体育播报，而最活跃的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平常的对话。当某人问了诸如“最近你在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就是在请你讲故事。当你说“我刚刚在多年后第一次遇见保罗。他在超市里，我们下周二会一起吃午饭”，你正是在以一个基本的故事回应他。这也许已经是问者想知道的一切和说者想说的一切了。然而，大多数人，想要在他们的故事里有更多的事件。在这个简单的叙述里已经有了些迹象，带出一条有趣的故事线。保罗听上去像个模糊的人物，遥不可及却可能仍然与所交谈的人的生活有关联，此人可能会对你们在超市相遇感到惊讶。保罗消失了好多年的神秘感与平凡的超市结合在一起。而一起吃饭、聊天的安排有些令人兴奋。也许一段旧有的亲密关系会恢复。又有什么样的谜底会被揭开？保罗可能一直在威斯康辛工作或者刚从监狱里出来。如果听者认识保罗，则意味着，这要么是个坏消息，要么是个确定的新开始，相对假如预料这次相遇没什么结果而言，即将展开的故事将更加激动人心。

无论是否高度吸引，这已经是个故事了——仅仅因为一个体验得以详细讲述。人们相遇、交谈、重续关系、做出安排，均被看作参与过去与未来。把它讲出来提升了相遇的真实程度，部分因为谈话促成了某些东西表现出来，否则那些东西只会记在心里，部分则通过见证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被忽略的相遇，还有一部分则通过述说的形式，创造性地生动再现了最近发生的事。此外，讲故事的体验通过讲者与听者的连接制造出了一种共享的感觉。

有个著名例子，充满故事性的对话，那就是电影《与安德烈共进晚餐》。整部电影以故事的讲述为中心，那是电影的全部内容。安德烈，是一个剧场总监；沃利，是一个尚未成功的剧作家，他们是老朋友，在失去联系多年后重新相聚。安德烈曾经消失，现在回到纽约，仿佛起死回生一般。吃晚饭时，他想要将他一系列的经历讲给沃利听，这些经历中许多曾置他于顿悟与发疯的边缘。沃利想要听这些故事，刚开始他只是在听，但到后来他也讲了些他自己的故事。

安德烈继续讲着，讲神奇的芬德霍恩之光的故事，这光如此耀眼以至他陷入了复发性幻觉；讲波兰仙境般的森林里复杂的集体事件；讲像长岛和撒哈拉这种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其他灵异事件。电影的大部分，他大肆描绘他是如何发现了人类的了不起，而沃利则被这个人的奇特与智慧迷住了。

随着对话的继续，沃利开始讲他自己朴素的生活方式。他发现生活之壮美的方式显然比安德烈容易多了。和安德烈的经历形成反差，沃利的经历看上去可能不值一提，但唤起了人们对他自己所钟爱的生活方式同样美好的感情。作为对安德烈奇异描述的回应，他说，他只是努力活下来，谋个营生，支付他的房租和账单。他很享受和他的妻子黛比待在家里，读查尔顿·赫斯顿的自传。有时他会去参加一个聚会之类的活动，偶尔他会凝聚他的小天分写一出剧作。而且他也很享受读其他小剧作。他在笔记本里保留着一份差事和责任清单，他很享受回顾一份履行责任和完成差事的记录清单，然后将这些项目从清单中叉掉。通过更多类似的暗指说明，这就是他要了解生命价值所需要的一切。安德烈的版本更加绚丽而且用更灵活的描述力来描画，但并不会更有效地形成一个持续的现实感。

尽管他们的故事完全不同，安德烈和沃利在确认先前的经历时却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特性。一遍又一遍这么做的必要性，让人想起永恒回归的神话之一，就像米兰·昆德拉在《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所描述的一样。和萨特不一样，他说只有通过重现，生活才能呈现出实质。他问道，如果“即使成百上千的黑人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丧生，而世界的宿命里却什么也没改变”，那么两个非洲王国间的一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按照昆德拉的说法，转瞬即逝的情境令所有体验绝对化。他进一步补充道，任何消失的东西都“像一个影子”，而且无论是它的荣耀还是美丽，都毫无意义。他又引用了一个德国谚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果我们只能活一次生命，我们也可能根本从未活过。”

故事可以作为一个首要的手段来创造昆德拉所构想的再生体验。它使头脑的注意力对之前的体验复苏，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几乎就像正在重新发生一样。这些再生工作做得越好，听者就会更逼真地感觉到一个故事所赋予先前事件的新的生命。也许，正如博尔赫斯所建议的，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的复原，新的生命力只会是原始事件一个模糊而失真的代表，但通过讲述至少还会有一点点认识存在。讲者和听者一起见证反复出现的存在，尽管很遗憾无法达到不朽的程度，但至少知道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