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是一个庙里的小喇嘛。等到二十年前脱离了乡村生活来到这座小城的时候，常常看到他穿着演出服在舞台的聚光灯下独奏唢呐。乐队演奏时，他又吹起了银光闪闪的长笛。

记不得是怎么认识他的了，也记不得是不是问过他吹这么好一口唢呐是不是与早年的寺庙生活有关。

清楚记得的是，这座寺庙建成后，也就是每天的这个时候，会看见他疲惫地笑着从山上下来。问干什么去了，最初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说是庙里请他去塑大殿里的泥胎金妆的菩萨。问他什么时候学的雕塑，他说，少年时代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

我也没有问过他是不是在寺庙里的时候学的唢呐。

他还嘱咐过，让我上山去看看他塑的佛像与绘制的壁画，于是，这会儿我倒真想进去看看这位乡兄的手艺，但是，那彩绘的大门上却挂着一把硕大的铜锁。风吹过来，挂在檐前的布帘的滚边便一路翻卷过去，并且一路发出噼噼啪啪的寂寞声响。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不是总在吹奏唢呐与长笛，也不是在庙里雕塑菩萨或绘制壁画，而是在这个小城里各幢机关的建筑里进出，为文工团申请经费。因为他同时担任着这个已过了黄金时期的文工团的生计与基本的运转。于是，他的暴躁脾气就显现出来了。

有一次，在成都的阿坝宾馆，我看到他与文工团的另一位团长。说是去木里给一个寺院的菩萨造像去了。木里是四川另一个民族自治州里的一个藏族自治县，非常靠近如今被人称为女儿国的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我笑说他的手艺传到了很远的地方。

这位从前的少年喇嘛、今天的文工团长说：“呸，就为挣一点钱，自己得一点，交给团里一点。”

于是，我便无话可说了。

我便想起眼下这个城里的好些这样的朋友，每个人都在默默工作，每个人都心怀着某种理想，但是，这个城市的去向却与这么些人的努力毫不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做出这种选择。

太阳慢慢地沉在山梁后面去了。我坐在一道黄土坎上，眼望着这个体积还在日益膨胀的山城，真还看出了些宏伟的意思。不要以为宏伟只与高大雄奇相关，在这样一个俯瞰的视界里，面积上的铺展也能造成同样的感觉。

我坐在那里，夜慢慢降临了。

于是，下面那宏伟铺展的建筑里，纵横的街道上，灯火便辉耀起来了。夜色省略去了城里那些不太美丽的细节，只剩下满城五彩的灯光，明明灭灭。于是，这个山城就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灯火明亮的地方了。

而背后的寺庙却慢慢陷入了黑暗，只有顶上的琉璃瓦，在星光辉耀下，有一抹幽然的光芒在流淌。

在寺院下方的山坡上，有两个需要建在高处的建筑，一个是气象站。气象站的白色建筑，在朦胧的灯光中有一种特别的美感。这个地方预报着山下小城的天气，对于小城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天气不是有着自在的规律，由气象站预报出来，而是气象站在决定明天下不下雨，吹不吹风。当气象站接连预报了几个晴天之后，人们会骂，他妈的，该下点雨了。当气象站预报了连续的两个阴天，我也骂过，这狗屁气象站也该出点太阳了。

高原上的人们很难忍受连续两个以上的阴天，他们总是喜欢艳阳高照的爽朗天气。这是天气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

气象站下面一个平台上，挺拔的白杨树中间，是一座顶上有着一盏红灯的高高的铁塔，铁塔下面是几个巨大的碟形天线，这是电视台的卫星地面站。山下的小城每一家每一户开着的电视机的信号都来自这个巨大的发射塔。据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讲，在这山上搞转播的人可以看到一些不能转播的外国节目，他们对我发出过邀请，但我终于没有去过。今天，我想顺路进去看看，但那些朋友也都不在这个城里了。

于是，我走在了下山的路上，山下满城灯火，我脚下的山路却隐入了黑暗。好在，我是走惯山路的，也曾经是走惯山里的夜路的，所以，脚下还算是稳当，只不过速度稍稍慢了一点。这城里的满眼灯火，其实也与我相关。这当然不是说我曾在这灯火中读书、写作，也曾在灯火中与朋友闲谈，与家人围坐在冬天温暖的炉火前。

看到这满眼的灯火，我又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一个十多岁的后生，作为拖拉机手在一个水电站建筑工地上的两年生活。现在，就是这座拦断了梭磨河建起的水电站成了这座城市的主要电力来源。那时，在从马尔康出发顺梭磨河往下十五公里的松岗，滴水成冰的冬天，数千人在朔风呼啸的河道里修筑拦河的水泥大坝。那些最寒冷的夜半，重载的拖拉机引擎被烧得滚烫，坐在敞篷驾驶座上的人，却像块冰那么凉。于是，我落下了一身严重的风湿病也就势在必然。经过多年的治疗，我已经不必每年春天再进医院了。但是没有医生能治好我右手那蹊跷的抖颤。

抖颤到什么程度呢，当我端起相机的时候，一切都在眼前晃动模糊了，于是，这本书里的图片也是由我的朋友们提供，而不是我试图照下来、最终却模糊不清的那些图片。

今天，当我看着山下的大片美丽灯火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当中闪烁着的，也有我青春时代的理想的光华。当时在那个电站工地上，有我们十个从当地农民工里选拔出来的拖拉机手。其中一个最为忠厚的英波洛村的阿太，和拖拉机一起从公路上摔下了十多米高的河岸。记得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工地，考进了马尔康师范学校。

那是一个黄昏，全校学生站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操场上听患了面瘫的党委书记讲话。那时的学生，对于特别冗长的讲话总是怀着一种愤怒的心情。

天正在暗下来，校长的面影与声音都开始模糊不清了。这时，一位总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女同学对我说：“嘿，松岗电站工地的拖拉机手死了，原来是你们一起的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关心这种事情，脱口便问道：“谁？”

她笑了，说：“我怎么会知道那个拖拉机手的名字。”原来，随同摔死的还有一位她的同学——没有考上学校而被招了工的知青。据说，有领导想要电站工地上有几位女拖拉机手，于是，原来与我一起吃了满肚子柴油烟、受了两个冬天河边风寒的伙计们，就有了各自的女徒弟。

后来，我听到准确的消息，那个把性命丢在了河滩上的人是阿太。偏偏是我们这十个人当中手艺最好、个性又最为沉稳的阿太。说实话，我把可能死于非命的所有人挨个排了一遍，也没有想到会是他；最要命的是，他摔死的地方的对岸，就是他家那已经有些年头的石头寨子。从石头寨子的楼上，他的妻子与子女，每天都可以看到他肝脑涂地的那片砾石累累的河滩。

又过了些年，听说，我们其中的一个斯达尔甲的，在工地所在地的寨子里当了上门女婿，又过了些年，听说他死了，原因是酒。我想起来，原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不怎么喜欢他，原因很简单，他喝醉了酒，就把想当老大的想法全部暴露出来了。

听到阿太的死讯时，我落了泪。

而在马尔康车站旁的露天茶馆里，有人把后一个死讯告诉我时，我只是叹息了一声，然后低头喝茶，仰面看天。

马尔康的天在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蓝。只是这种情境之下，很饱满的蓝色却让我给看得非常空洞了。

这时，在下山的路上，看着这满城的灯火，我想起了这两个故人，想起了青春时代的劳动来了。

我想，如果用数字的方式来看，这满城的灯火里也有我的一份贡献，还有我的伙计们的贡献。于是，我停下脚步，朝着那些最明亮的灯光数过去：一盏、两盏、三盏……是的，这座城市不仅与那株树有关，还与我自己的记忆与劳作相关。

以后，每当有人说马尔康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灯火旺盛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这所有的光芒中，有着我青春时代的汗水的光芒，梦想的光芒。

于是，我决定去看看松岗，看看那座电站。

9　土司故事之二

沿梭磨河而下，十五公里处就是松岗乡，再往下是金川，金川再往下便是我们已经去过的丹巴。

电站距松岗乡所在地还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

当松岗电站的大坝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没有一点激动之感。我怀揣着一纸入学通知书离开的时候，大坝刚刚浇铸完基础部分。现在坝里蓄满了水的部分，那时是一个不小的果园。春天，那里是一个午休的好地方。大家把拖拉机熄了火停在公路上，走进果园，背靠着开花的一株苹果树，斜倚在带着薄薄暖意的阳光下，酣然入眠。

那时普遍缺觉，一台拖拉机两个人倒班，再说了，加一个班，还有一块五毛钱的加班费，可以在小饭馆里打到两碗红色的甜酒。

有时候，我的同伴们会小心地赌上一把。但我只想睡觉，睡我那十六七岁的人那永远不够的睡眠。

但是，那个大坝在我眼里却没有让人激动的感觉。因为我付出的劳动，因为记忆中那上千人挑灯夜战的盛大劳动场面，我觉得这个大坝应该更加雄伟高大。我想上大坝走走，却被一个值班人员不客气地挡住了。

于是，便更加兴味索然。

好在，再有两公里的样子。公路再转过几个山弯，就是松岗了。于是，我便离开电站，奔向了松岗乡。

中午时分，我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要了菜和啤酒。坐在窗前，望着对面山嘴上的松岗土司官寨。

在我眼前，很多建筑都倾圮了，只有两座高高的石碉，还耸立在废墟的两头，依然显得雄伟而又庄严。其中一座碉堡的下部，垮掉了很大一部分，但悬空了大半的上部却依然巍巍然在高远的蓝天下面。松岗这个地名，已经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地名，其实这是藏语名称茸杠的译音。这个地方的名字，便是由那山梁上那大片废墟而来，意思就是半山坡上的官寨。

饭馆老板我认识，因为我们那时曾在他的地里偷掰过不少玉米棒子。为此，他来找我们的领导大吵大闹过。当然，他不认识我，所以，我也没有为此补上一份赔偿。

我只是跟他谈起了松岗土司寨子。他告诉我，那座悬空的碉堡，是“文革”武斗时一个重要的堡垒，进攻的一方曾用迫击炮轰击，却只炸出了下半部分那个巨大的缺口。我说，再轰几炮不就倒了吗？

他笑笑，说：“那个时候嘛，也就是摆摆打仗的样子，没有谁特别认真地打。”

看他年纪，应该知道一些末代土司的事情。他果然点头说，见过少土司的。我也多少知道一些这个末世土司的故事。后来，这个土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从西藏逃去了印度，后来，又移民到了加拿大。80年代还回到这里，故地重游过。

这也是土司故事中一个有意思的版本，一个末世土司的版本。在百姓传说中风流倜傥的末世土司叫苏希圣。苏本人并不是土司家族出身，他的家族本身只是我家乡梭磨土司属下的黑水头人。后来，梭磨土司日渐式微，黑水头人的势力在国民政府无暇西顾的民国年间大肆扩张，很多时候，其威信与权望已在嘉绒众土司之上。

说起来，事情恐怕也不仅仅像是巧合那么简单，到了土司制度走到其历史尾声的20世纪50年代，嘉绒境内的众土司们都有些血缘难继的感觉了。松岗土司也不例外。正是土司男性谱系上出现了血缘传递的缺失，一个势力如日中天的头人的儿子，才过继过来，成了这里的少土司。

这些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一些末代帝王故事的翻版，所有宫闱戏剧的一种翻版。

而松岗土司家族本身，原来也只是杂谷土司辖下的一方长官。只是到了乾隆十六年，其治所远在几百里外的杂谷土司因侵凌梭磨土司与卓克基土司被清兵镇压，杂谷土司苍旺被诛杀，杂谷土司本部所在辖地改土归流。松岗这块土地则授由梭磨土司之弟泽旺恒周管辖，并授予松岗长官司印。

这是松岗土司之始。据说这首任土司继土司位两年就死去了。后来十二世土司三郎彭措，因其无恶不作，激起民变，于1928年被杀，并被抛尸入河，土司无人继任。土司治下八大头人分为两派，轮流襄助土司太太执政十五年后，方有末代土司苏希圣入掌土司印。七年后，嘉绒全境解放，土司时代的事情，就一天一天地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那天，在仰望着土司寨子废墟的那个小饭馆的窗台上，我看到一个几页已经没有了封皮的铅印小册子。其中一段像诗歌一样分行排列的文字是歌颂松岗官寨的：

东边似灰虎腾跃，

南边一对青龙上天，

北边长寿乌龟，

东方视线长，

西边山势交错万状，

南山如珍珠宝山，

北山似四根擎天柱，

安心把守天险防地，

飞中耸立着，

松岗日郎木甲牛麦彭措宁！

我曾多次听人说，每个土司官寨造就之时，都有专门的画工绘下全景图，并配以颂词，诗图相配称为形胜图。那么，这段文字就是发掘来的那种颂词吗？在没有找到原文或者是找到可靠的人翻译出来之前，我不敢肯定这段文字就是。但我总以为，这肯定就是那种相传的形胜图中的诗句，只不过，译成汉语的人，可能精通藏文，但在汉语的操作，尤其是关乎诗歌的汉语操作上，却显得生疏了些。因为在讲究藻饰的藏语里，这段文字的韵律会更顺畅一些，而词汇的选择也会更加华美与庄严。

就在同一本小册子上，还记住一些较为有趣的事情，有关于土司衙门的构成及一些司法执行情况，也凭记忆写在这里吧。

每天，土司寨子里除了土司号令领地百姓、决定官寨及领地大小事宜之外，还有下属各寨头人一名在土司官寨里担任轮值头人，除协助土司处理一应日常事务外，更要负责执行催收粮赋，支派差役，有能力又被土司信任的头人，还代土司受理各种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负责派人发送信件，捕获人犯等。

值日头人的轮值期一般在半年左右。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大管家。在值日头人下面，还有小管家，由二等头人轮流担任，经管寨内柴草米粮，并把握仓库钥匙。

小头人也要到土司官寨轮值。这些本也是一方寨民之首的头人，到了土司寨子中，其主要责任却是服侍土司，端茶送水。

另外，土司还有世袭的文书一名。世袭文书由土司赐给份地，不纳粮赋，不服差役，任职期间，另有薪俸。其地位甚至超过一般的头人。

松岗土司还有藏文老师一名，最后一任土司的藏文老师名叫阿措，除了官寨供给每日饭食外，另有月俸六斗粮食。据说最后一位藏文老师因为土司年轻尚武，只喜好骑马玩枪，最后便改任寨里的管家了。

过去在这里当修电站的民工们，偶尔也从当地人嘴里听到一些土司时代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就有关于土司的司法。就说刑法里最轻也最常用的一种是笞刑。大多数土司那里，此刑都用鞭子施行，在松岗土司领地，老百姓口中的笞刑直译为汉语是打条子。笞刑由平时充任狱吏的叫腊日各娃的专门人员执行。而打人用的条子是一种专门的树条，并由一个叫热足的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寨子负责供应。当地人说，这种条子一束十根，每根只打十下，每束打完，正好是一百的整数。

据说官寨里还专门辟出一间屋子来专门装这种打人的树条。

我曾多次去过通往大金川公路边的那个叫作热足的寨子，有一次，我问那里的老人有没有全寨人都砍这种树来冲抵土司差役这件事情。大家都笑笑，把酒端到来客面前，而不做出回答。

当然，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这山弯里哪一种树上长出了专门打人的树条，更不会有人告诉我，土司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树条而不是那一种树条。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热足的寨子家家门前的菜园里，一簇簇朝天椒长得火红鲜亮，激人食欲。揉好一碗糌粑，就一小口蘸了盐的辣椒，结果两耳被辣得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大群炸了窝的马蜂绕着脑袋飞翔。

最后，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树条是执行笞刑的树条，而是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形下会遭到鞭笞的刑罚。

老人扳下一根手指，第一，不纳粮、不支差役，即被传到官寨下牢，这时如不向土司使钱，便会被鞭笞几束树条，即笞刑数百，并保证以后支差纳粮，才被放回。

老人再扳下一根手指，第二，盗窃犯，笞刑数百后，坐牢。

老人竖起的手指还有很多，但他扳住第三根指头想了想，又放开手，摇摇头说，没有了。而我的感觉依然是意犹未尽，要老人再告诉我一点什么。老人有些四顾茫然的样子，说，讲点什么呢？看他的眼光，我知道他不是在问我，而是问他自己，问他自己的记忆。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枪上。

那是一支挂在墙上的猎枪。

猎枪旁边，挂着的是一些牛角，牛角大的一头装了木头的底子，削尖的那一头，开出一个小小的口子，口子用银皮包裹，口子上有一个软皮做成的塞子。这是猎人盛装火药的器具：为了狩猎时装填火药更为方便，牛角本身从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截为两段。连接这两段的是一个獐子皮做成的像野鸡颈项一样的皮袋。倒出火药时，只要掐住了那长长的野鸡颈子一样的皮袋，前面那段牛角中，正好是击发一枪所需要的火药。火药如果太多，猎枪的枪膛就会炸开，伤了猎人自己。那截皮颈是一道开关，也是一个调节器，可以使枪膛里的火药有一些适量的调节。打大的猎物时，装药的手稍松一点，枪膛里会多一点火药来增加杀伤力；打一般的猎物，装药的手总是很紧的，即使这样，有时打一只野鸡，枪声响处，只见树上一蓬羽毛炸起，美丽的羽毛四处飘散，捡到手里的猎物的肉却叫铅弹都打飞了。

除了装填火药的牛角，猎枪旁边还有一只烟袋大小的皮袋，里面装着自己从砂石模子里铸出来的圆形铅弹。

这些东西，都跟猎枪一起悬挂在墙上。

老人从墙上取下猎枪，从牛角里倒出一些火药，摊在手里。那些火药本该是青蓝色的，像一粒粒的菜籽，现在都已经板结成团。

老人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种火枪，在土司统治时的寓兵于民的时代，是土司武装的主要兵器；在土司制度寂灭之后，这些火枪又成了打猎的武器。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寨子的农民一到秋天，还必须带上猎枪守在庄稼成熟的地头，与猴群，与熊，与野猪争夺一年的收成。而在今天，随着森林的消失，猎枪已经日渐成为一种装饰，一种越来越模糊的回忆了。

0　永远的道班与过去的水运队

梭磨河流到热足这个地方，两岸花岗石骨架的大山，十分陡峭地向着河谷逼迫过来。

一株株的柏树，在岩石缝里深深扎下根子，居然苍翠地蔚然成林，像一个奇迹一般。

走出寨子，站在陡峭的高高河岸上，听到在逼仄的河床中，河水发出如雷的鸣响。很有劲道的河风升上来，让人有着可以凭借这股力道飞腾起来的感觉。但那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我的双脚仍然顺着河岸上的公路行走。

有了公路以后，那个老人在我离开他家时对我说，我们这个叫作热足的寨子已经不叫热足了。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还指给我那个被更多人叫作热足的地方。那里，横卧在湍急河流上的花岗石拱桥的桥头上，趴着几座汉式的瓦顶白墙的房子。

老人说：“那里才是他们现在的热足，好像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是了一样。”

这略有不平的话有些含糊不清，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

其实，这也是时代大的变迁中一些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变迁。那些建筑，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地形标志，而且，因为坐落在公路边上，又处于那座重要的桥头而被看成热足这个地名的新的标志物。就在这寂静的山间，一个不为人知的弹丸之地，也有着一种重心的转移。在过去的时代，在孤独的行脚者奔走于驿道上的时代，人们说起热足时，肯定是指那些散落在零星庄稼地中的那群石头寨子；而现在，那些长途汽车司机和上面的乘客，说起这个地名时，想起的却是路边上那几幢毫无生气的瓦顶房子。

现在，我离开了寨子，走出庄稼地边的曲折小路，顺着公路向那几幢灰头土脸的房子走去。

不久，就看到了一面扑满了尘土的地名牌立在我面前。

我又一次想起了老人家颇有怨气的话，不禁独自笑了。

那几幢房子里有一幢毫无疑问是属于养护这条公路的道班。

还有几幢房子却已经被废弃了。废弃的房子周围辟出了一些小小的菜地。瘦弱的绿色里，挂着一些青色的番茄。房子的墙上还写着很祈使的句子。我们把这种句子叫作标语。而在藏语里头，没有一个这样对应的词，如果一定要硬生生地译过去，就只有咒语这个词义与此大致相当。我就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听一个村主任对一个年轻人说：“你们这些会写汉字的年轻人，往墙上，往岩石上写一些咒语吧，乡里的干部来，看见了会高兴的。”

这些废弃的房子的墙上写的标语是：

“严禁打捞漂木！”

“保护国家财产，打击偷窃漂木行为！”

确确实实，有些漂木搁浅在岸上时，会失去踪迹，被人出卖给过往的长途汽车司机。更多的时候，是巨大的原木在河道里被撞得四分五裂，而沿岸很多地方因为森林的消失，寻找燃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河道里这些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原木碎片就成了人们搜求的东西。背回家里，烧锅做饭。包括水运队自己，也是燃烧这种来自河里的燃料。每到洪水季节，大渡河和岷江流域，那些人口较多的镇子上，河岸两边就站满了男女老幼，打捞河里那些破碎的漂木。

虽然，每一个地方的河岸上，都用浓墨写满了这种标语。但很多镇子上，河里的木头碎片成了唯一的燃料。据说，一棵树在山上伐倒，赶进河里，漂流到四川盆地的打捞点时，剩下的部分可能只有四分之一。也有一种说法，用这种方式运送的木材，最后的利用率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样子。看到这样估计出来的数字，我们有理由为嘉绒山水中那么多无谓消逝的森林恸声一哭！

关于郑重其事的文字游戏的例子有很多。

就在热足这个小小的地方，就不止一个。比如道班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养护公路的养路工人的定居点。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突然有一天，道班前的牌子完全换掉了。“道班”变成了“工班”。比如，现在我的眼前，热足道班的门口就立着一块牌子：热足工班。所以做出这种改动，是领导着众多道班的机构有一天突发奇想，认为人们容易把“道”与“盗”联系起来。

于是，所有的牌子都换上了“某某工班”的字样，但是人们已经改不过口来。

还有眼前这个水运队的称呼，一直以来，任何一条漂流着木头的河上的人们都不是这么叫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搞远程水上运输的船队的名字。在人们的口语中，一直把他们叫作流送队。他们的工人自己也是这么称呼。流送，对于他们是一个更形象、也更贴切的名字。但是，偏偏要在字面上固执地叫作水运队。

过于相信文字的魔力的时候，任何语言都可能成为巫师的咒语。

而今天，我站在热足桥头绝对不是要在这里思考语言问题，我是要在此选择我的行进路线。我在这座花岗石拱桥上徘徊。桥下，是丰水期的河水在奔涌，在咆哮。浊黄的水体上腾起一道道白色的雪浪。就在离桥不远的下游几百米处，另一条水量更为丰沛的足木足河从左岸的两道岩壁中间奔涌而出，与梭磨河水汇合到一起。两水相激，在高高花岗石岩岸下涌起巨浪，巨大的涛声滚雷一般在山涧回响。

公路在这里又一次分开了一条支线。

主线，顺着梭磨河一直往下，过金川，再到已经到过的丹巴。过了桥，顺着足木足河，一条支线伸向更深的山中。而且，又一路生出些分支，最后，都一一地消失在大山深处。我现在考虑的是去不去这条支线，如果去，我将又原路返回到现在这座桥上，再重新选择漫游的路线。

这件事情颇费周章。

最后，一辆中巴开过来，停在我面前。司机叫了我一声老师。

我慢慢回忆，这张脸慢慢变成一个总是洗不干净的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学生的脸。我犹犹豫豫地问：“沙玛尔甲？”

他摇摇头，说：“我是他哥哥。你上车来吧。”

于是，我就上车了。

车子开动起来，公路边的石崖呀，寨子呀，大多都还是二十年前的大致模样。那时，我在距此十五公里的足木足乡中学当过一年的语文老师。刚一上车，他就递给我一个巨大的苹果。我问他弟弟的情况。

他说：“弟弟给一个喇嘛当徒弟。”

“你弟弟出家了？”

他摇了摇头，说：“只是跟着喇嘛学画画。”

等我小小地睡了一觉，足木足就到了。我迷迷糊糊地跳下车，背上背包，站在那个曾经天天盼望信件的邮电所面前，突然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那时，这个乡镇上很多房子都是新盖不久的，最新的房子就是这间邮电所和我们新建的中学校。过去，我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感觉却变化了，这里成了一个冷清且寂寞的地方。而且，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种介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方。

我去曾经当过一年教师的学校里转了转。

当时是这个镇子上最高大漂亮建筑的教学楼门窗破败，油漆剥落。这所已经撤销建制的中学，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只是一个最终将被淡忘的记忆。一个占地宽广的校园，现在只是一个乡的中心小学校。这个时候正值暑假，校园里空无一人，操场边上都长出了不少的荒草。

我站在操场中间，恍然听到那时一群年轻教师和学生在欢笑。

这时，有人牵了牵我的衣袖。我回过身来，却发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身后，正把背在身上的毛织的口袋取下来。

他有些大模大样地说：“嗨，老板。要不要松茸。”

他把口袋打开，用很多树叶与青草，包裹着一朵朵的松茸。我的鼻子里立即就充满了一股奇异的清香。

松茸是这些山林里众多野生蘑菇中的一种。这些年因为发现了这种野生菌类有防癌作用，成了外贸出口的抢手货，价钱一下子蹿至上百元人民币一公斤。

我对这个孩子用藏话说：“我不是收购松茸的贩子。”

于是，这个面孔黑里透红、一双眼睛却分外清澈的孩子立即不好意思起来。他吐了吐舌头，飞快地跑掉了。

这种神情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些调皮的学生。其中就有那个据他开车跑客运的哥哥讲，在跟喇嘛学习藏画的那个学生沙玛尔甲。

我走出校门的时候，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我当年的一个女学生，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是她的儿子吧。当她看到当年比自己现在还年轻的老师，立即绯红了脸，吐出舌头，嘴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吃惊的声音，跑开了。

回到这个地方，我确实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而且，我说不上来，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感觉。

1　寻访一位藏画师

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行这次故地之旅，又因为一个更加偶然的原因来到这里。

离开学校，我把目的地定为从这里遥遥可以望见的那个叫作白杉的村庄。于是，我离开穿过镇子的公路，走上一条印着拖拉机新鲜辙印的大路。大路的下方，是顺着河岸一梯梯拾级而上的果园。我曾经带着学生，在这些地里帮助农民栽过苹果。现在，这些果树已经长大了，枝头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再有一两个月，苹果的青色慢慢泛黄或变红，就可以采摘了。而在大路的上方，一片片间杂着正在熟黄的麦子和正在扬花的玉米。麦子和玉米之间，是拉着长长垄沟的洋芋地。洋芋深绿色的叶子中，开出一簇簇白色和蓝色的花朵。

穿过这大片的田野，再转过一个山嘴，就是我要去的那个村庄了。

突然，在麦子地里弯腰收割的女人们都直起腰来，把目光投向故地重游的我。女人们都有些吃惊又有些欢快地尖叫起来。我刚想，她们不至于对我显得如此大惊小怪，就听到背后响起一串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原来，是刚才抱着孩子不好意思跑开了的那个女学生追了上来。在田野里农妇们的叫声里，她从长衫的怀里掏出几个通红的早熟苹果塞到我手里，又转身跑开了。

这时，田野里的女人中甚至有人吹起了尖厉的口哨。

面对这些友好而又有些疯狂的女人，我只能不加理会，继续我的行程。不然的话，这些女人拥上来，难保不出现令人感到尴尬的局面。很多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会显得非常开放而又大胆。

走出一段，再回头，看到女人们并没有追上来的意思，我又放慢了脚步，边走边眺望着四周的风景。转过这个山弯，走上浅浅的山梁，就是此行的目的地白杉村了。

和许许多多的嘉绒村落一样，白杉村坐落在一个向阳的缓坡上，笼罩着那些石头寨子的，依然是核桃树浓浓的阴凉。从远处望去，可以看到村子中央那个也许比所有寨子都要古老的高高的碉堡，除此之外，还能望见一片闪烁不定的金属光芒，那就是规模不大，但却很有些来头的白杉庙。

我走进这座村子的时候，沙玛尔甲已经等在村口了。

当年的学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一直把我领到寨子三楼的楼顶平台上。黄泥夯筑的屋顶上铺着黑色的毛毡，画布绷在画架上，一幅佛像画到了一半。我问他师傅在哪里。他说，他并不跟师傅住在一起，有些时候，师傅过来看他的画，有些时候，他把画拿到师傅那里去听他的评判与指点。

我看看他的画，比例与尺寸都与传统藏画一样。于是，我说：“其实，这些尺寸比例都是《度量经》里规定死了的，还用得着跟一个师傅学这么久吗？”

他只是笑笑，给我倒了满碗的奶茶，又盛了一碗新酿的青稞酒放在我面前，才坐了下来告诉我说，跟着师傅，其实学的不是画画。

我说：“那是学的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藏文。他说，老师你想想，那时候，你们教的都是汉文，除了考上学校当了干部的少数人，汉文对留在乡下的我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想对他的这种说法予以反驳，但想了半天，也实在无法替一个藏族农民想出来一种特别的用处，于是，只好听他往下说了。他说，老师说得很对，学画其实不必要听老师讲什么，只要照着《度量经》规定的尺寸与色块，用尺子打好了底稿往上铺陈颜色就是了。但是，《度量经》是藏文，而不是汉文。所以，他学画的第一步，其实是跟着师傅学习藏文，以便能够明白经文上的教导。

我问他：“再一样呢。”

他没有说话，从屋里端出来一大堆东西，而且，是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比如一些带色的树根，一些矿石，再有就是金粉、银子和珍珠。我一看这些东西就明白了。他是要告诉我，学习画画其实是跟着师傅学习如何制作矿物颜料。

树根与矿石中的颜料需要耐心提炼，银子与珍珠则需要细细研磨。正是这些非化学的颜料使藏画的持久性有了坚实的保证。很多寺庙的壁画就是因为这些颜料的运用，历经上千年的时光，而丝毫也不改变一点颜色。

所有这些，都是特别的技艺，需要师傅精心的指点。

我想见见这位师傅。但沙玛尔甲告诉我，他现在的老师被邻近的一个村子请去念经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我问念什么经？

他说是防止冰雹的经。

这个季节确确实实也是一年的收成特别容易毁于冰雹的时候。

夏天，这些山谷里总有力量强劲的热气流不断上升，不断地把积雨的云团顶到高处，一次又一次，细细的雨滴就在高空的冷风吹拂下结成了冰雹，最后，落下来毁坏果园与庄稼。防止冰雹的最好办法是把小型火箭发射到可能形成冰雹的积雨云中，爆炸的震波使雨水及早落下，而不致在高空中结成收成的杀手。

虽然有了这种现代的防雹技术，这些村庄里仍然会请喇嘛念咒作法。现代技术与古老迷信双管齐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愿意相信两种办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有防雹失败的时候，但我也没有看见喇嘛的权威因此受到百姓的质疑。

我们说话的时候，晴空里响起了沉沉的雷声。不一会儿，就见一团浓黑的乌云从天边飘了过来，这正是那种随时可能降下冰雹的云团。他说，这是师傅作法后，从那边村子赶过来的。于是，他又在口里念念有词，还抓起些青稞种子朝着乌云奋力地掷去。接着，豆大的雨点便噼噼啪啪砸了下来。

我问他：“你真正相信自己有了某种法力吗？”

他没有答话，看着我笑了。

我也跟着他笑了。

当我们这小小的一方天地笼罩在豪雨之中时，宽阔的足木足河谷中另外的村寨与田野却依然阳光明亮！

豪雨很快过去，那变得稀薄、失去了力量的乌云也被高处的风给撕成一絮絮的，随风散去了。雨后的阳光更强烈，所有被雨水淋湿的东西，都被照得闪闪发光！

不远处的寺庙那边，出现了一弯美丽的彩虹。虹的一头正好扎在有一线溪水的村边的大山沟里，所以，年轻画师说，那是龙从天上下来喝水来了。我一方面感受着眼前的美景，一面却在心里想，我们十多年正规学校的教育，怎么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一点踪迹。

年轻的画师扣下了我的背包，才让我离开。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晚上会回到这里来。他送我下楼时说，要让我住在这里，等他画完这幅画，作为献给我的礼物。他说，自己现在是老百姓的画家，一幅画能卖百八十元，而且，很多老百姓都乐于来购买。

走出他家的楼房。我往村子里走去。

这个村子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一边，核桃树撑开巨大的树冠，浓荫匝地；广场的另一边，则是在过去时代护卫着这个村庄的高高的石头碉堡。碉堡至少有十层楼高，而村子里的其他寨子一般都是两到三层。所以，那高高的石碉给人一种特别鹤立鸡群的感觉。只是进入碉堡的门，开在有两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而在以下的部分，没有一个出入口。需要进入碉堡时，要架起一道高高的楼梯。抽走楼梯后，下面的人无法进入，上面的人也无法下来。我想进碉堡看看，但是村子里的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的木头做出那么长的梯子了。

梯子就是在一整根原木上砍出一台台梯级。

我看看开在碉堡半腰上的那道门，想想确实没有见过那么长的木头梯子。

虽然，现在已经远离了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时代，但有了这么一座碉堡，整个村子便汇聚在了一起。这个碉堡，自然便成了一个中心。所以，碉堡下面，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四周，便是一座座石头寨房。

2　一座与长征史有关的寺庙

隔着一条有溪水潺潺流动的深深的小山沟，对面山坡上是这个村子的另外一半。

这半边村子的中心是一座古代的碉堡。而那半边村子，则是一座只有一个大殿的寺庙。斜阳照耀之下，寺庙薄铁皮的顶子闪烁着灼人眼目的光芒。我只是坐在山沟这边的核桃树下，而不想下到沟底再爬上陡坡，去朝拜那座寺院。

过去，在这里做乡村教师的时候，我无数次去过那座寺庙。只不过，那时的寺庙还是一座没有完全倒塌的废墟。那时，同校的一位美术老师喜欢与我结伴在星期天去看那座废墟。我喜欢这座寺庙，是因为沉迷于一种被摧毁得不很彻底的东西所具有的一种特别的美感。我的同事，每次去都带着一个速写本，因为在一堵堵仍然端端正正耸立着的墙壁上，依然有许多残存的壁画，一些云纹，一些神仙身上灵动的飘带，一些牛头马面画，一些零碎的地狱场景。寺庙不知为什么失去了遮蔽风雨的顶子，所以，一堵堵墙上的壁画，都被雨水剥蚀得七零八落了。

我的同事临摹那些零碎的壁画，我却震慑于废墟给人的特别的美感。

那种美感，使我有了最初的诗歌的冲动，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日后回忆这座寺庙废墟时写下的。

那是整个中国都在改正过去错误的时代，所以，有人开始使用政府的拨款与百姓的捐助来修复这座被摧毁的寺庙。毕竟不是寺庙可以集中大地上所有精华的时代了，所以，寺庙的顶子用铁皮来覆盖，也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当人们开始修复这座寺庙时，我跟我的同事都失去再去这寺院的兴趣。我是因为不能再欣赏废墟那独特的美感。她则是因为再也不能四处随意走动，任意临摹那些笔法灵运的壁画了。

又过了没有多久，我跟这位画画的同事，都相继离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嘉绒地区来了一位很有名的美国人，即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那本书的索尔兹伯里。

我那时已经在文化部门工作。那时，我们一伙年轻人，眼看索尔兹伯里这位美国人，有那么多官员陪同，随意调阅对国人保密的史料，随意访问想访问的任何地方，都有些愤愤不平，同时也为那些得意地为美国人鞍前马后效劳的家伙感到羞耻。其中的一位，陪了一程这位美国作家回来，就曾不止一次得意洋洋地对人描述美国作家如何如何的情状。

更为离奇的是，有一次，这人竟对我们夸耀，说美国作家如何在行走长征路的时候，做出了重大的发现。

我问他是什么发现。

他说，发现了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召开分裂中央与红军那次著名会议的地方。

我说，这其实用不着他去发现，因为张国焘开会的那座小庙就在那里，许多知道一点地方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庙就是眼前我所面对的白杉村里的寺庙。当年，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在嘉绒的河谷地区筹集了粮草，便登上青藏高原的台阶，经过混编的一、四两个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进入横跨川甘两省的若尔盖大草原。但是，行到半途，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不愿再受制于实力损伤严重的党中央，命令所部从川甘交界的大草原上重新返回大渡河流域的嘉绒山区，想要打回四川盆地，在天府之国的平畴沃野上建立起一块根据地。

我曾见过张国焘所部留在岩石上的标语，非常直截了当地写着：打到成都吃大米！

从草地返回嘉绒后，张国焘便在白杉村寺庙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

也就是所谓长征途中著名的“卓木碉会议”。

当年，寺院要修复的时候，只是听说，张国焘在大殿里开过很多背盒子枪的人开的大会，但没有人在寺庙里，或者在周围找到一点能够证明这次会议确实在这里召开过的蛛丝马迹。

后来，张国焘指挥大军拥出大河谷，向四川盆地攻击前进，在现在出产名茶的蒙顶山下，被四川军阀部队顽强阻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得已再次穿越雪山草地，北上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一部会合。

当太阳落到山梁背后，那座寺庙顶上的闪烁不定的光芒消失后，我就在晚风中离开了这个村庄。

离开的时候，年轻的画师要我留下地址，他说，要把画好的画给我寄来。我把地址留给了他，却没有指望他把画给我寄来。

在热足下了车，我想再一次让来往的车辆为我选择去向。往上，回到马尔康，去上溯梭磨河的源头。此行开始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在此行之中，必然要去溯一条河流的源头，去登一座山。

往下，则是去过去嘉绒的中心促浸，今天的金川县。

我在热足桥头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来来往往的卡车与小汽车对我扬起的手视而不见，更不要指望他们会看见我竖起的表示乞求之意的拇指了。

最后，一辆长途班车驶来，不等我扬手，便吱一声在我身边刹住了。

我上了车，目的地就是七十多公里外的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