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在繁重的内政和外交的操劳下体力不支，病倒了。

大臣们为他请来朝廷御医和各地名医，百般调治，仍然不见其好，相反越来越重。转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旦，老百姓都欢欢喜喜过春节，可宫中却显得格外萧条，好像没有心思过春节似的，原因就是因为忽必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

忽必烈辛劳一生，每天都接见大臣，讨论国家大事，这时，开始不接见大臣了，规定，“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唯独不忽木例外，忽必烈不让他倾刻离开身边，每天帮助他吃药，病情稍好时则陪他聊天。

这期间，忽必烈大概想了许多许多。

忽必烈从即位那一年开始就宣布要“鼎新革故，务一万方”。确实，鼎新革故和务一万方就是忽必烈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既有成功，也有遗憾。

从“鼎新革故”方面来看，忽必烈进入中原以后，毅然抛弃蒙古旧俗，悉心学习汉族文化，也吸收了不少色目文化，大胆进行社会改革，确立一套对蒙古人来说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该说，这是忽必烈改革的成功之处。然而，忽必烈杂糅诸法，又引起了各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忽必烈完全任用义理派帮助他管理国家，对全国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的稳定确有好处，可义理派却不能帮助他解决政府的财政需求；完全利用功利派，确可帮助他解决政计的财政危机，但这些功利派人物在管理国家财

政时，常常把国家的钱财管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再加上加重对老百姓剥削，引起社会动**，朝廷一直得不到安宁。

忽必烈意识到这一问题，本想在义理派和功利派之间走同一条新的路子来，然而，两派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没有办法创出新的路子，只好回复到仁义治国的道路上来。以仁义治国，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国家财政亏空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成了忽必烈十分挠头的问题。忽必烈本想继续探讨，以解决这个难题，但时间对他这位老人来说，已经不允许了，完全成了他的未竟之业。

从“务一万方”方面来看，忽必烈即位以后，就把“统一”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运筹帷幄，不断调兵遣将，终于灭掉了南宋，抵制了北方诸王的进攻，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这是他感到十分欣慰的事。

然而，忽必烈“务一万方”,并非是仅仅统一全中国，而是要统一整个亚洲，因此，他在灭宋以后，不断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国发动战争，也不断调兵遣将，试图平定北方诸王的叛乱，不让他们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对人。也正由于忽必烈的不断进攻，才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诸王的叛乱问题，这是忽必烈的一大功绩。

但是，北方诸王的搔扰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也成了忽必烈的未竟之业。至于进攻日本、安南等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忽必烈想统一整个亚洲成了泡影，不能不感到遗憾。然而，他哪里知道，发动统一的国内战争会得到人们的支持，而发动对国外各国的斗争，劳民伤财，人民纷纷反对，再加远隔海洋，元军不善于水上行军和作战，最后都失败了。

事实雄辩地说明，忽必烈要在东方称霸，其路不通，只有与各国友好交往，才是最佳选择。但是，当时的忽必烈却无法认识到这一点，躺在病**还感到遗憾，把没有征服日本、安南等国当成了他的未竟之业。

就这样，忽必烈带着几分欣慰和几分惆怅，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午夜离开了人世。忽必烈在临死之前，特将一块白璧赠予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忽必烈晚年对不忽木十分重视，充分反映了忽必烈又重新回到以仁治国的轨道上来。

忽必烈死后，遗体按照蒙古国礼，殡殓于萧墙之帐殿。二十四日早发灵，由健德门北去，葬于漠北起辇谷祖陵。

忽必烈生前将太子宝授给皇孙铁穆耳，说明忽必烈已经选择了皇位继承人，但按照蒙古国的规定，只有通过忽里台选举方能生效。于是，铁穆耳的长兄甘麻剌也出来争夺汗位。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利用甘麻剌患有口吃病的弱点，让铁穆耳和甘麻剌在忽里台上讲诵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由于铁穆耳口才极好，再加上伯颜、玉昔帖木儿、不忽木等人的支持，铁穆耳顺利登上汗位，是为成宗。

成宗铁穆耳即位以后，为忽必烈上尊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意为贤者)皇帝”。

自古英雄多盖棺论定，忽必烈死后，许多史学家对其众说纷纭，评说种种。

蒙古族是个兴起稍晚的民族，它没有汉族那样历史悠久，蒙古初兴之时，政治、经济、文化同汉族比较起来相对落后一些。忽必烈作为蒙古民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初入中原，接触到汉民族的先进文明，一切都觉新奇，于是下决心努力向先进学习。

于是，“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藩王忽必烈，在漠北藩邸就开始大量征召汉人儒士，受任管理漠南以后，创建“金莲川幕府”,虚心向汉族文人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成为当时汉化最深的一个藩王。

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忽必烈充分认识到学习先进文明、改革蒙古旧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他在即位的当年就表示要“鼎新革故”,

至元元年(1264)在改元“至元”的诏书里再次宣布要“鼎新革故”。“鼎新革故”就是要建立新的，革除旧的。

在建立新的过程中，忽必烈认识到当时的汉族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但其他各族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应该学习各族的先进经验。

在革除旧的过程中，忽必烈认识到本民族的东西并非需要全部革除，只需要革除那些落后的东西，而保留那些带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或者有些东西需要革除，但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不宜马上革除，这些东西也需要暂时保留。

基于上述认识，忽必烈在学习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文化中，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全新的统治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忽必烈在学习汉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一套对于蒙古来说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

他在中央设置了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最后完成了中国中央行政机构从三省制向一省制的转变。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开创了我国地方省制之先。

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对中原地区的汉法来说，也是一种革新和发展。

忽必烈改变了过去那种列土分封的旧法，削夺藩王权力，变贵族封地为赐田，使原来的分封贵族成了一般地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忽必烈又制定了刑法，建立台阁，制定官员的管理和考核办法，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他广开言路，注意对人才的选拔，严禁官吏贪污受贿，并要求官吏治有政绩，奖勤罚懒，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当时的政治清明。

在经济方面，忽必烈确立了重农和重视工商业的政策，一改原来蒙古的游牧经济，积极发展农业经济。他设立劝农机构，以对农业生产的勤惰来考核地方官吏；禁止杀戮人口和掠民为奴；禁止以民田为牧地；禁止扰民和破坏禾稼桑枣；禁止屠杀马牛；劝诱百姓，开垦田土；大规模实行屯田；立都水监和河渠司发展水利；安集百姓，招诱逃亡；减免赋税和地租，为困难地区发放耕牛、农具、种子和衣食；注意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村社组织，互助生产等。

基本上解决了蒙古贵族旧有的统治方式与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

其中，设立劝农机构、由政府组织人力编写农业科学著作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发等，都不是简单地适应中原汉法的问题，而是对汉法的创新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

在手工业生产中，忽必烈注意搜集工匠，将优秀工匠集中起来生产，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特长。

在商业生产中，忽必烈学习中亚西域人的经验，先后设立诸位斡脱总管府、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机构，负责经商，又发行中统和至元宝钞，改革币制，促进了元朝的商业发展。

忽必烈在理财过程中，反对空谈仁义，重视功利，先后任川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理财，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来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进步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面，忽必烈实行了兼容并蓄政策，虽然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允许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自由发展。

忽必烈大力倡导发展科技文化，促使元曲走向繁荣并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美丽的、争奇斗艳的鲜花。忽必烈注重蒙古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但设置蒙古国子学，发展蒙占民族教育，还令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使文化发展较晚的蒙古民族迅速赶上来。

在忽必烈的倡导下，科学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郭守敬等人创制的天文仪器及《授时历》非常先进，在当时世界上独占鳌头。忽必烈令都实考察黄河河源。这在历中上也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军事制度方面，忽必烈在四怯薛轮番入卫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央的宿卫制度，又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镇戍军布防四方，国家保有势力雄厚的常备军。

忽必烈所建立的军队，有骑兵、步兵、水兵、炮兵等，兵种齐全，兵役制度及军队指挥别具特色，实际上是在蒙古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金宋的军事思想和制度而形成的一种混合制度。

特别是忽必烈在窝阔台以来建立驿站的基础上确立的军事通讯信制，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后来，驿站不仅用于军事，也成了全国各地以至中西交往的重要交通线，为各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务一万方”方面，忽必烈即位以后，就把统一东方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灭宋战争，统一了全国，确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疆域，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基础，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三百余年几个政权分立的割据状态。

在全国大统一的形势下，忽必烈加强了对西藏、云南、台湾、东北、西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忽必烈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发动了对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国的战争，忽必烈在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国界观念，把对这些国家的战争看成是灭宋的继续和“务一万方”的一个步骤，但这些国家早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再对他们用兵，无异带有侵略性质。

忽必烈在对外用兵失败以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与他们联姻，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同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忽必烈同西方各国始终维持和好关系，通过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大力加强中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马可·波罗来华成为轰动世界的盛事，对中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忽必烈在治国期间，没有固守蒙古旧习，也没有走全盘汉化的道路，而是在学习各族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汉法为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各族法、又保有一些本民族特色的统治制度和措施，这种不固守某一民族的文化、注意学习各族长处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忽必烈在学习各族文化、保留本民族特色之时，也保留一些落后的东西，实行一些落后的政策，比如，保留分封采邑制、军事长官世袭制、各种生产领域的驱奴制以及四等人制、官僚体制中达鲁花赤制、刑法中的南北异制等。这些落后的政策，尤其是民族歧视政策，促使元朝的民族矛盾以致整个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再加上当时各族中都有一些极力固守本民族文化的人，他们对忽必烈吸收各种文化中非本民族文化部分看不惯，并激烈地反对，因此，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频繁暴发。忽必烈有意调和各派，继续走吸取各法的道路，结果失败了。

为此，他晚年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排斥的形势下，要想不偏不倚、全面吸收各族文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要想在“仁义派”和“功利派”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来实在太难了，没有办法，忽必烈只好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重新回复到“以仁治国”的道路上来，及时地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保证了元朝统治的稳定。

从这里可看出，忽必烈在一生之中，有成绩亦存在不足，若将成绩和不足进行比较的话，毫无疑问，成绩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忽必烈受到元代各朝以及中外史学家的普遍赞誉。

蒙元一代，始终把忽必烈作为好皇帝的楷模加以赞颂，后继皇帝皆以忽必烈为法，遵循其确立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没有多大改变。

忽必烈死后，王构在其撰写的《世祖皇帝谥册文》中说：“先皇帝膺纻受国，体元立统，早从藩邸。茂著徽称。为治之基有常，经国之略则远。役用众智，独断于衷；总揽万机，如指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适中；先教化，后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迨逾于三纪.推尊合冠于百王。若夫惠及困穷，恩加降附。慎终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护盛猷之鸿鬯，沛膏泽之醇醴。方其泰运渐亨，戢济多难，离纲复缀，混一四方。传檄而氛侵开，涣号而方维定。乾旋坤转不足以喻其机，雷历风飞不足以比其捷。至于嘉言博采，惟典谟训诰是师，诸艺毕延尽阴阳图纬之学，考音律以刨字画，参古今以制礼仪。振耀威灵，肃陈兵卫，白旄黄钺，时则亲巡，犀甲雕弧，止于不用，其圣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充分肯定了忽必烈的功绩。

王恽在其《大行皇帝挽辞》八首中，也曾歌颂忽必烈的功绩：“论治方尧禹，求贤到钓耕。民区无二上，庙算有奇兵。万寓风烟静，中天日月明。小臣思颂德，终了是强名。”将忽必烈比喻成尧、舜、禹一样的贤君。

元成宗大德年间，王寿曾经上疏，也把忽必烈的前期统治比称如唐朝“贞观之盛”,他说：“世祖初置中书省，以忽鲁不花、塔察儿、线真、安童、伯颜等为丞相，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

仁宗对忽必烈十分崇拜，他曾经下诏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又曾对詹事曲出说：“汝旧事吾，其与同僚协议，务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尝行及典故所无者，慎勿行。”以忽必烈之法为法。

元顺帝也曾说“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肯定了忽必烈的治绩，为了表示其“祖述之志”,特将年号改为忽必烈使用过的年号“至元”。

《元史》作者对忽必烈评价说：“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强调忽必烈“以夏变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汉法改变和代替蒙古法。

实际上，忽必烈并没有完全用汉法代替蒙古法，而是吸取汉、色目等各族法，也保留一部分蒙古法，建立一种诸制并举的制度。忽必烈的这种思路应该说比全盘汉化要进步得多，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成了终生遗憾。

《元史》的作者还指出，“元初风气质实，与汉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劝农使，又用五事课守令，以劝农系其衔。故当是时，良吏班班可见”,“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认为忽必烈统治时期社会风气很正，可与汉初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治世时代。

明初人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一书中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也把忽必烈统治时期看成是少有的盛世。

《新元史》的作者在评价忽必烈时写道：“唐太宗承隋季之乱，魏徵劝以行王道，敦教化。”封德彝驳之曰：“书生不知时务，听其虚论，必误国家。(唐)太宗黜德彝而用征，卒致贞观之治。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阵之后，混一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

“由此言之，时无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新元史》的作者也认为忽必烈的政绩可以同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但忽必烈认为这种治世的出现是由于施行“先王之道”,却不甚准确。历史不断前进，新的时代需要实行新的政策，总是抱着“先王之道”不放，是没有出息的。

《新元史》的作者又批评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和桑哥之误。实际上，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和桑哥理财并没有错，错只错在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的贪污受贿及其过重地对老百姓搜刮没有及时限制并在制度方面进行规定和保证。至于《新元史》作者对其兴师日本的批评，也是正确的。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基本上与《新元史》相同，他说：“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间阎受患已深矣。”

外国史籍和史家对忽必烈的评价更高。

马可·波罗认为忽必烈“其权较强于前此五君(指成吉思汗、贵由汗、钦察汗国的拔都汗、察合台汗国的阿刺忽汗、蒙哥汗，实际上，忽必烈之前应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四君),盖合此五人之权，尚不足与之抗衡。更有进者，虽将全世界之基督教同回教帝王联合，其力及其事业亦不及此忽必烈汗之大”。

马可·波罗又说，“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为人类元祖阿聃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

伊利汗国史学家瓦撒夫对忽必烈的评价比马可·波罗的称赞之词还要高，他说：“自我国(伊利汗国)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之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于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仅举其一种功业，一段才能例之，已足使历史中之诸名人黯淡无色。若罗马之诸恺撒，波斯之诸库萨和，支那之诸帝王，阿拉壁土之诸开勒，耶门之诸脱拔思，印度之诸罗门者，萨珊、不牙两朝之君主，塞勒柱克朝之诸算端，皆不足道也。"

认为罗马的恺撒以及包括中国帝王在内的以前的全部君王都不能与忽必烈相比。

马可·波罗和瓦撒夫两个人对忽必烈的评价，反映了当时西欧和中亚细亚人对忽必烈的崇敬，其中明显地带有过誉之词。

时人及其后来的中外史家对忽必烈的评价有些过分溢美，说明忽必烈在当时世界上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的影响是极大的。忽必烈与历史上有名的帝王相比，无论从鼎新革故的政治魄力，在经济上的战略眼光，以及运筹帷幄的军事韬略，还有严于律己，以国家大事为重等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虽然忽必烈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忽必烈大事年表

1215年 八月，忽必烈生于蒙古黄金家族。蒙古军队攻下金朝中都(今北京)

1229年 推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是为元太宗

1233年 忽必烈父拖雷死。宪宗追谥曰英武皇帝，庙号睿宗。忽必烈即位后改谥景这襄皇帝

1235年 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宋。拔都率军进行第二次西征

1248年 贵由汗死，海迷失后称制

1251年 蒙哥夺取汗位。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幕府

1253年 忽必烈分兵三路进攻云南，攻入大理，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忽必烈率军班师

1258年 蒙哥统军大举攻宋。忽必烈受命指挥攻宋东路军

1260年 忽必烈为大汗。定年号中统，蒙古始用年号。忽必烈自将讨阿里不哥

1262年 李瓊据山东叛乱。发诸蒙古、汉军讨伐李瓊。王文统与李瓊同谋伏诛。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

1264年 立诸路行中书省。定都燕京，改称中都

1271年 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曰“大元”

1273年 元军攻破樊城。元军进攻襄阳，宋将吕文焕以城投降。册立真金为皇太子

1274年 大都宫阙告成，世祖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命伯颜率军南伐，下诏问罪于宋。元征日本败还

1275年 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马可·波罗来上都，谒见世祖

1276年 南宋灭亡。宋文天祥开府南剑州，号召各地起兵抗元

1287年 大发水陆军分道攻安南

1291年 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诛桑哥

1292年 马可·波罗离中国，从海道西还

1293年 立行大司农司。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镇和林，总兵北边

1294年 忽必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后葬起辇谷，从诸帝陵。皇孙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为忽必烈上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