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北大的传统和精神，就是要研究那些只有北大独有或多有而其他大学没有或少有的东西，那些最能体现价值的东西。

究竟什么是北大真精神?我们以为，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概括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独立人格，因为它是独立精神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人格?先贤曰：“君子群而不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独立人格。

先贤们的这种独立人格，被北大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校格。我们只要举一些北大人的事例，便可看出独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传的轨迹。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管学大臣总管其事。第一任管学大臣(即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算是平安无事，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是个开明派，曾出任清政府驻俄、德两国公使，1900年回国接任管学大臣兼铁路大臣。

就在这时，发生了“庚子事变”。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肆意烧杀抢掠。代表着“新政”和“洋务”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是被冲击对象。

义和团在刚毅“学堂皆养汉奸之所”的煽动下，发出揭帖(传单):“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对西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非常反感，两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保护使馆、学校和铁路。然而冥顽不化的西太后竟然下令将许、袁二人诛杀。

许景澄在就义之前，从容交代了他经手的京师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因此，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可以说，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

第一个北大人。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此时的北大，校事一团乱麻。

当时的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理由，拟关闭北大。严复连续向教育部上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陈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在严复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大争得了生存的权利。这是严复对北大的贡献，也是独立精神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他从到校就职第一天起，就致力于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新型大学，开辟了北大的新纪元，可谓居功至伟。

蔡元培掌校期间，不仅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而且一直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面对挑战永不退缩。

蔡元培言传身教的独立人格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也被北大人继承下来。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和拒绝批孔的梁漱溟，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

1927年12月，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上做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教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坚持独立人格，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才是最具特色的、其他高校没有或少有的“北大真精神”。

自由之思想，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自由。自由的传统，也是从蔡元培掌校后逐渐形成的。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

1918年11月，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为了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

一、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阵容。文科方面，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到校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接着又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朱家骅等有真才实学的名家；法科方面，则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等知名学者。而对于那些不称职者，哪怕他是皇亲国戚或外国人也通通解聘。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二、容纳异己，尊重学术自由。蔡元培掌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门弟子占领。蔡先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新派人物，然而对于原任教员，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哪怕是被人斥为“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也照样留用。于是在北大课堂上，便出现了穿西服者与留长辫者同台授课的生动场面。

三、鼓励办刊，提倡社团活动。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至1919年初，北大出版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新闻周刊》等十余种；成立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音乐会、体育会、技击会、进德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学余俱乐部、静坐社、消费公社等等。这些刊物和社团，为活跃师生思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园地和场所。

四、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诸如扩大文、理科规模，设立各科研究所，改年级制为学分制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教授代表由教授们自行互选，任期一年；各科成立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们互选，任期二年；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学校教务处，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互选，任期一年。马寅初被推举为

第一任教务长。

以上四个方面的整顿和改革，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迅速呈现出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北大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对坐讨论，同席笑语。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大字，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它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

1919年，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又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这位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话，说得多么铿锵有力啊!

1923年，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掌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做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界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蒋梦麟的这番话，可谓得蔡元培之真传，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门生。1935年，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

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

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真理，不认个人的利害。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个时代(指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所以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是北大真精神。

北京大学小百科

北京大学拥有众多学生社团。相当部分的北大学生对社团活京动具有极高的热情。每年新生入学时，许多社团都在三角地招新，号称“百团大战”。北京大学的社团分布较为广泛，涵盖了各个领域。历史较长的社团一般都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而新近成立的百社团则往往比较靠近商业金融等领域，更偏于实用，凸显了自1978年以来北京大学整体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