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是唐代二十一位皇帝中的佼佼者，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历史人物，要正确评价唐玄宗，必须以准确把握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为前提，把唐玄宗的夺权和他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及个人的主要活动放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全面衡量、深刻分析，这样才可能得出较为合适的结论。

在开元元年(713)以前，韦武集团垄断朝政，排斥了一切希望发展自救阶层和力量，官僚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政治上腐败透顶；他们为维持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加税逆征，聚敛钱粮，支撑欲倾颓的韦武氏小朝廷。

当时各阶层人民在天灾人祸中苦苦挣扎，被榨干了血汗。他们对韦武执掌的朝廷早已失掉信赖，“时日盍丧，予偕汝皆亡”便是他们对韦武政权的唯一心愿。

一言以蔽之，当时韦武执政的唐王朝，统治阶级已不能按原样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已不能照原样生活下去了，韦武集团的灭亡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从开元以前全国政治状况看来，消灭韦武集团只有两种势力，一是大型农民起义；二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复唐势力。在开元元年(713)以前，全国尚未出现有力推翻韦武朝廷的大型农民起义。也就是说，第一种反韦势力尚未集结起来。

当时只有依靠复唐分子组织反韦斗争，而复唐反韦的首领就是临淄王李隆基。以临淄王为首的反韦集团，不仅具有政治远见，而且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很强的实力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

景云元年(710)六月，临淄王机智果断地发动政变，一举消灭了韦后反动腐朽集团。

先天元年(712)七月，又粉碎了太平公主集团。

临淄王李隆基成功地铲除韦武集团，实际上是割掉唐朝封建国家的毒瘤，也是扫除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假若韦武集团继续统治中国，假若临淄王打倒韦武集团政变失败，唐朝历史必将停滞、倒退几十年，也可能倒退百年以上。

正是由于临淄王领导唐军打倒韦武集团的统治，中国才出现大唐盛世，这是临淄王伟大的历史性业绩。玄宗取得政权以后并未止步，而是拨乱反正，进行政治改革，推动社会前进。他擢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唐玄宗基本采纳。

开元四年(716),姚崇罢相以后，玄宗又重用宰相宋璟，宋璟善择人才，赏罚严明，又敢于直谏。当时赋役宽平、刑罚轻省，天下富庶。此后所用诸相张嘉贞、张说、韩休及张九龄皆堪称贤良，各有所长。

玄宗开元初年提倡节俭、毁乘舆服玩，沙汰僧尼，禁民间铸佛写经，选京官有才识者出任地方都督刺史，以后又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行政、军事、财政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玄宗的改革，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生产发展，社会繁荣。开元年间，土地垦辟，很多“高山绝壑，未耜亦满”。玄宗执政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盛，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民户八百九十余万，比唐初户口增加两倍以上。

国力强盛是玄宗执政的另一业绩，武周中宗时期，吐蕃强大，威胁河西陇右。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东北局势紧张，贞观、永徽时期归属唐朝地区重又脱离控制。

开元年间，整顿军旅，加强边防，开立屯田，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的辽西十二州，于营州(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声威远达亚洲各国，外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自开元末期，玄宗在长期升平殷富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在政治上，他认为天下无复可忧，便深居禁中，怠于政事。

自开元二十二年(734)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十九年之久，宦官高力士也日渐被重用。

对边区各族，由于玄宗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契丹、南诏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也虚耗财帛，于是玄宗又任用王铁等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刮；同时又扩充边军，导致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中央集权被削弱；在个人生活上，他专以声色为娱，天宝二年(743)之后，他专宠杨贵妃，放纵杨氏姐妹穷奢极欲，浊乱朝政。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从兄杨国忠又成了专权的朝臣。玄宗在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治上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的蒙蔽，终于在天宝十四年(755)酿成了安史之乱，玄宗被迫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