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功臣优崇的政策，光武一朝的功臣战将，基本上都能“保其福禄，终无诛遣者”。光武帝对诸功臣贵戚在建国后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交权，下放，倡廉，习儒。

鼓励功臣交权，“吏事责三公，功臣并不用”,这是与光武帝在厚待他们同时进行的一项国策。在建武二年刘秀发了一张诏文，内容是分封各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但诏文所写的内容却十分值得深思。开头竟有这样几句：“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

后面也多为双关语：惟诸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

这纸有趣的诏文，形为重赏封功，却又深有警戒之意。这正符合光武驾驭功臣之道：既给予优厚待遇、尊崇的地位，却又不愿意他们握有实权。表现在诏文里，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封赏；另一方面警告他们不要得意忘形。此诏引起了一位名叫丁恭的博士的异议，他上书说：“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这位博士大概没有弄懂光武帝的本意，所以反而遭到了一顿揶谕。光武帝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随即遣谒者授予功臣们印绶，但在策文中却仍含有鉴戒之意。策文曰：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高而不危，满而不溢，长为汉藩”,是这篇诏文的中心思想。根据光武帝的这一思想，他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功臣交权的政策：

首先，让功臣主动交权。“吏事责三公，功臣并不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光武帝一朝，大部分功臣不用来执掌朝政，但也有少数例外。这例外的是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和胶东侯贾复三人。除此三个功臣能得以参与国事外，其他的功臣均以各种办法或提前退休，或遣至地方任职，调离中央。

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以后，只有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那就是说，绝大部分功臣都不参与政事。

因为这样的政策，就鼓励了一批知趣的功臣纷纷主动交权请求退休。受到特殊荣宠的李通，首先就提出病休：“时天下略定，通思欲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后来经过大司徒侯霸等极力挽留，“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但李通“性谦恭，常欲避权势”“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这样经过几次申请，终于同意了李通的病休请求，“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以后成为顾问一类的闲职了。

重用功臣三位中的另一位邓禹，史称也是“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他早早地就罢去领军之职，“以特进奉朝请”,在这以后就在家颐养天年。“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重用功臣的第三位贾复，前面已提到他与邓禹带头自削兵权，闭门自养。至于其他功臣，见三位重用功臣都是如此，那还不有样学样。

其次，提前“致仕”退休。东汉开国功臣三十三人中，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前卒于任上或战殁的有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多；十三年后卒于任上的有十人，占百分之三十多；确系退休的有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多。而这些退休致仕者，基本上都不到退休年龄都早早致仕了，有的五十多岁，有的才仅仅三十多岁。这种致仕退休潮，给恋位的在职功臣极大的冲击。窦融最感到有压力的一个。陇、蜀平定后，窦融虽因立功，“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但窦融的内心一直惴惴不安。史称“融向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令卑恭已甚"。他“久不自安”,数次辞让爵位，请求免职。终在建武二十年获准。后虽又任卫尉等职，融仍不断请“乞骸骨”,这说明当时窦融等受到了很大压力。

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恂、邓禹之高勋，耿纯、贾复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在东汉建国之初，河北立下战功的原钜鹿大姓耿纯，到达京师洛阳后，就对光武帝表示：“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备位列将，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意，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

光武帝对耿纯的这个要求感到十分高兴，笑着对耿纯说：“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因拜其为东郡太守。耿纯在东郡任职十分卖力，“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在东郡做出很大成绩，百姓对他都非常爱戴。以致离任后，有一次光武帝过东郡见到“百姓老小数千随车驾涕泣，云‘复得耿君'”。光武帝感慨地对公卿们鼓励耿纯，没想到耿纯年少从军能战，治郡也是如此的有才华。数年后又任他到东郡任职，“吏民悦服”。最后卒于任上。

乐于到地方任职的还有光武帝的姐夫邓晨，本传称他“好乐郡职”,光武帝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在各州岁课中经常成为冀州第一。后来又调任汝南太守。他在任上，“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因此称邓晨为良吏。

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任郡守，是光武帝提倡的一种处理功臣的既定政策。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鼓励他们“剽甲兵”削交兵权。这第一种办法是安排他们早早“致仕”退休；第二种就是鼓励功臣离开中央到地方任职，这样既收回兵权，又使功臣们能适应新形势，学会管理行政的本领。

光武帝根据国政的变化，对功臣在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要求，从激烈战争年代的勇武有加，转而责成他们对新王朝的治理作出努力，再立新功，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一政策的转变就当时情况是合情合理的。光武帝并没有像汉高祖那样对功臣一概杀戮迫害，而是量其适应与否，分别对待。这其中，大部分给予厚赏高位后致仕，加以特进、朝请诸虚衔以保持荣誉，少量三两功臣仍参与国家大事，一部分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者离开京师下任各地郡守，总的政策是既减轻功臣因拥兵形成对中央的威胁，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威信与才智在地方任职中继续有功于国家，这样的做法最后终于使绝大部分功臣能养老令终，不至于落得诛杀的下场。史臣曰：

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且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久若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

要求功臣廉俭自守，俭约的风气，在光武帝一代的朝臣中，历历可见。在文官中，如宣秉，如王良，都是历史上知名的廉吏。在武将功臣中，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功高如邓禹，史称他除培养诸子习儒，“修整闺门”“远名势”之外，在财用上也颇知廉俭，“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与邓禹同名的寇恂，也是“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从不自贪。光武帝的另一大将吴汉，在吴汉出征在外时，听闻妻子在家买田业，结果受到吴汉严厉责斥，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室乎!”并命将妻子所买田地尽数分给昆弟诸家。吴汉只简单修葺里宅，不起宅第。夫人先死，只葬小坟，不做祠堂。

铑期一心为国，临死之前，母亲问他“当封何子”,他对母亲说：“受国家厚恩，常想如何报答，何宜封子也”。在这些人中最令人钦佩的是祭遵，史称“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死后困难得连丧葬费都没有，都是光武帝命令大长秋和河南尹联合办理，由大司农出钱的。

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有一个名叫范升的博士上书要求表彰祭遵，书中说：祭遵“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范升认为，如此“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大臣朝廷应当大力表彰。光武帝于是将范升奏章令公卿传阅，并常常对公卿们说：“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乎?”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在小的时候，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到了当皇帝以后，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

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

当时与他同学的有邓禹和朱祐等。史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光武那个时候也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朱祐也是光武帝少年知己，朱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一直到刘秀称帝多年，依然还记得当年这段同学时的情谊，当光武帝驾幸祐第时，对他笑说：“主人无舍我讲乎”?邓禹、朱祐二人皆是光武帝开国功臣，可谓儒将。

其他诸功臣中，深通儒学的也有很多，史称寇恂在汝南太守任上，“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冯异也是“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贾复，史称“少好学，习《尚书》”,年轻时即被人夸赞为“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到了以后，正是他和邓禹一起，在朝中倡导“剽甲兵，敦儒学”之风，并因此受到光武帝的大力赞许。

耿况、耿算父子，更是儒学世家，耿况明经出身，与王莽的从弟王伋同为著名学者安丘生的门徒。耿食也是“少好学，习父业”,以后因为世乱才弃文从武。王霸、祭遵，一个曾“西学长安”,一个“少好经书”。

祭遵为光武大将时，大大弘扬儒学“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虽然还军旅之中，不忘俎豆，在当时是一位典型的儒雅大将。耿纯与李忠，前者也曾“学于长安”,李忠在光武朝任丹阳太守时，在当地“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光武帝刘秀周围聚集着这样一大批习儒或近儒的将帅，这使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所以光武帝才可能做到“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当时皇太子劝他不要因此而操劳过度时，光武帝对他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光武君臣，风云际会，十分难得，“本皆一气所钟，教训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儒学，是光武君臣关系的粘合剂、凝聚剂，把他们紧紧聚合成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