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更始政权迁都洛阳后，就开始派遣使者招降赤眉起义军；樊崇率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表示归附，然后被封为列侯。不过，更始政权虽然给樊崇等赤眉首领以列侯但并没有封邑，仅仅只是空头支票而已。这一切当然让赤眉诸首领强烈不满。加之此时驻留在濮阳一带赤眉军，因为其主要首领不在，时有离叛现象发生。“诸将由声音上听出并非更始，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着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因为专权，威福自己。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试想，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如此贪恋酒色，秉政大臣如此专横跋扈，这个政权怎么会长久呢?特别是，此时更始政权对下一步该如何做，缺乏应有的考虑，明显仍旧维持着打天下时的一套做法。

如更始临朝，问诸将后至者“掳掠得几何”?这完全是当年的草莽气息。再如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以致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官内侯”。同样是当年的草莽气息。这样的人用于冲锋陷阵打天下，完全是可以的；如果用他们去治天下，未必合适。因为治天下毕竟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而这些恰恰也正是这批人所缺少的。

使用这种整天骂大街的人为官治民，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当时，更始政权内部也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如军帅将军李淑便曾上书进谏，认为应该“厘改制度，更延英雄，因才授爵，以匡王国”;希望更始“惟割既往谬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可惜更始不仅不听，反而勃然大怒，将李淑下狱治罪，这样自然也就没人敢提意见了。

“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赤眉正是针对如此“政乱”的更始朝廷，才决定西攻长安。这显然是一种合乎时宜的选择。更始二年(公元24)冬，赤眉樊崇、逢安部自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出发，徐宣、谢禄、杨音部从陆浑关(今河南宜阳东南)出发，两路并进，挥大军直指长安。更始则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等人，分据河东、弘农两郡用来抗击赤眉大军。

当时，刘秀正准备“北徇燕、赵”,以达到进一步巩固在河北地区的统治。面对眼前已经拉开帷幕的赤眉与更始之间的龙争虎斗，他深入分析形势，不失时机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刘秀料定“赤眉必破长安”,同时又“欲乘衅并关中”,为此，特选派邓禹，“授以西讨之略”“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自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这样刘秀组建起一支以邓禹为统帅的西进大军，其中的主要成员有军师韩歆，祭酒李文、李春、程虑，积弩将军冯愔，骁骑将军樊崇(与赤眉领袖樊崇同名),车骑将军宗歆，建威将军邓寻，赤眉将军耿诉，军师将军左于等人。

西进大军出发之日，刘秀亲自送行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刘秀此举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不过，其过程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第二件事是，为河内郡选定一位精明强干的太守，建立一个可以同时支持北、西、南各方面的后方基地。原来，刘秀虽然南定河内，但更始大司马朱鲔等拥兵三十万据洛阳，鲍永、田邑在并州，对河内威胁依然很大。而在河内这个地方，北有太行之险，南据河津之要，险要富实，是建立后方基地的最理想之处。

刘秀一直希望能够找一个既能有效抗御更始盛兵的威胁，又能出色完成后方基地建设任务的人，来担任该郡太守。但一直以来，也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感到非常之困难，于是就去问邓禹。邓禹回答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其意是说，当年高祖刘邦任用萧何留守关中，从此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专心于山东的战事，终于成就了大业，今河内地理位置同等重要，而寇恂文武全才，除了他再没有人能担此重任。

刘秀采纳了这个建议，“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刘秀对寇恂讲：“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曷它兵，勿令北渡而已。”这段话里，刘秀既向寇恂说明了河内的重要性，又向他交代了具体任务。同时，又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河内兵于黄河北岸设防，与寇恂合势，以抵御朱鲔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