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两汉学术者，莫不谓其尊孔子，崇儒术。自汉武黜百家立《五经》博士而经学盛，至刘歆而经学有“今古文”之争。此昔人之说然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子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第溯其源，考其实，则孔子之时，既未尝有经，汉儒之经学，非即孔子之学也。若今古文之别，则战国以前，旧籍相传，皆“古文”也。战国以下，百家新兴，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诗》《书》，古文之传几绝。汉武之立《五经》博士，可以谓之古文书之复兴，非真儒学之复兴也。逮博士既立，经学得志，利禄之途，大启争端。推言其本，则《五经》皆“古文”，由转写而为“今文”；其未经转写者，仍为“古文”。当时博士经生之争今古文者，其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置博士弟子，非真学术之争也。故汉武以上，“古文”书派之复兴也。汉武以下，“古文”书派之分裂也。而其机捩皆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虽谓两汉经学仅为秦人焚书后之一反动亦可也。
当汉初兴，承秦之敝，学术无可言者。及孝惠除挟书之律，孝文广献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然其时君臣，率尚黄、老，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曹参世家》）、邓章（《袁盎传》）、王生（《张释之传》）、黄子（《司马迁传》）、杨王孙（自有传）、安丘望之（《后汉书·耿弇传》）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
治百家今文。
如萧何律令，韩信兵法，张苍章程，叔孙礼仪，其率为今文无论矣。即如蒯通作《隽永》，陆贾造《新论》，晁错学《申》《商》，张叔习刑名，贾山涉猎书记，邹阳、严忌、枚乘以文辩著，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其人苟以学名，大抵皆百家今文书也。惟田蚡学《盘盂》诸书，则为古文，故蚡亦推隆儒术矣。
刘歆谓在朝之儒惟贾生，
见《移书让太常博士》。
然亦治百家，为学不醇，又见抑于绛、灌之属。
《史记·贾生列传》称其通诸子百家，又更秦法，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汉志》阴阳家有《五曹官制》五篇，《注》：“汉制，似贾谊所条。”则谊乃治阴阳家言。又其书多出入于黄、老、荀卿，盖汉初学风如此。
而文帝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又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汉书·楚元王传》）。
又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则古文儒学亦稍稍茁。逮孝景时，辕固为博士，遂明白以古文书开争议。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勿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今按：辕固儒者，黄生道家也。冠履之语，师古谓见太公《六韬》，亦道家书。其意则刑名道德一派所常言也。辕生意本孟子。后人谓汉代儒术之兴，以其独便于专制，曷不一读辕、黄之辨耶？又：“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彘。”今按：“家人言”者，谓百家言也。诸子皆民间尺书，晚出今文，而《诗》《书》则古代官书，简长二尺四寸，传统相承，其体制与民间尺书不同。辕固治《诗》，鄙黜《老子》，故斥为家言。太后怒而曰“安得司空城旦书”者，秦下令烧《诗》《书》，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太后欲罪辕固，故以辕治古文，谓于何处得此城旦书也。此为汉初今古文相争一极显明之例。
时有河间王好古籍，亦为立博士。古文书遂益见重。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又《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时，献王朝，问以五策，辄对无穷。孝武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今按：其时淮南、河间，同以宗室好书，而淮南重黄、老百家，多“今文”，河间重《诗》《书》儒学，多“古文”。亦是当时南北风气不同。河间既招忌，其书在汉廷皆抑勿传，即后来之“古文”经也。淮南则以谋反诛，尽捕宾客，而治百家“今文”者势益熸。学术视政治为转移，率类此。
武帝立，赵绾、王臧以争儒术见杀，
《汉书·儒林传》：“武帝初即位，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车蒲轮，驾驷迎申公。至，见上。申公时已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臧、绾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
而董仲舒、公孙弘以《春秋》对策见信，古文《六艺》卒以得势。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又《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考“古文”书籍，自秦廷一火，不绝如缕。汉兴，残简朽编，出于山崖屋壁之中，一二大师，流落人间，私相传授，遂传于后。未及百年，转益信重，遂为学术界之权威者，是亦多故。而要之，方其受政治之摧残，虽一时有衰落之叹，而压迫之力既去，人情转以稀而见贵。又其文字难识，益因难而见重。且其书多存古代事迹，而晚世“今文”，托古创制，寓言无实，使人难信。故学者考索古先文物，必取信于《六艺》。此其意司马迁为《史记》已详发之。
其《自序》则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此可见当时学者之不必尽诵古文也。又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六经》古文，百家今文，此见其著书之博综古今也。
其《五帝本纪赞》则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此所谓“百家”即今文新书也。当战国晚世，诸子皆托古创制，不可深信，故考上古史实者，当求其根据于古文旧书，以古文旧书传自前人，比较多可信之价值也。“浅见寡闻”，则当时之未见古文者也。
其《十二诸侯年表序》则曰：“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此以《春秋》《国语》皆古文旧书，故史公表春秋时事，言“为治古文者要删”；而古文书难得，非尽人所诵，故史公又以治古文者为“成学”，犹其讥仅识今文者为“浅见寡闻”也。其《吴世家赞》则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见不读古文书，即不可以晓古事。则古文旧书之有助于史家者为何如矣。
又按：《史记》所称“古文”者，乃通指《诗》、《书》六艺而言，不专以刘歆以后今古文相争之古文为“古文”也。近人崔适著《史记探源》，乃谓《史记》中“古文”字皆刘歆伪羼，可谓不善读书者矣。
且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汉兴，疮痍未复，则黄、老自然与民休息之说胜。文、景图治，济之以刑名申、韩。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此中消息，可以证之于当时君臣之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制曰：‘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即此制文而观，可悟当时儒术之兴，乃由汉室承平既久，国力充盈，在上者不甘于卑近，而追慕前古盛治，借以粉饰太平，夸炫耳目；而三代古事，载在《诗》《书》古文，自有专业，儒者应机而起。黄、老、申、商之徒，专治今文，则于古代制度文物，茫然无睹。又其学尚无为，切事情，立说卑弱，终不能与儒者争此际遇也。
仲舒之对曰：“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目恣苟简之治，故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此所谓“文学”者，即指古文言。今文百家书，汉人以其通俗，不谓“文学”也。仲舒提倡儒术，即从反面秦祚不永十四岁而覆亡为言，此为当时古文起复一重要之论点也。
又《公孙弘传》：“弘上疏曰：‘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才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上异其言。弘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此传发明公孙弘得志，儒术复兴之故，颇可玩味。盖诸子之言，如黄、老、申、韩，史迁所谓：“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自政治之设施言之，则皆文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者耳。在战国为新说，在汉世则为俗议。且黄、老、申、韩本所以治衰世，非以饰升平。又兼六国亡于秦，秦亡于汉，既值衰乱之际，又复已施不验，不足以歆观听，而餍人主奇伟非常之意。惟儒家高谈上古唐、虞、三代之隆，太平之盛德，礼乐制度之美，如公孙弘所称周公旦之治，在当时转为可喜之新论。且以诵习古文者鲜，百家说古事，人知其不可信，而后文学儒生，乃有独擅之秘，可以炫世骇俗，而间执百家之口；如公孙弘所谓“臣闻”云云，“愚心晓然见”云云也。而其实弘之所以得武帝之欢心者，仍在其习文法吏事，而特缘饰之以儒术耳。此诚当时之实况，而后之治史者所未经洗发者也。
又董、公孙皆希世取宠，
又《汲黯传》：“黯学黄、老言，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夫黯非无学也，特学黄、老，为今文，今文易晓，遂若无学矣。而黯斥弘等“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尤为见骨之论。可以推原当时学术兴替之所以然也。
又《董仲舒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
《张汤传》：“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公羊》）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王充《论衡》：“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可见仲舒之巧为比附也。
马端临《文献通考》：“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其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参读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汉时以经义断事条。），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公羊》《穀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
俞正燮《癸已存稿·公羊传及注论》：“《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谓之通经致用。”又曰：“《公羊传》，汉廷儒臣通经致用干禄之书也；何休所说，汉末公府掾致用干禄之书也。”
章太炎《检论·学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
据此以论，公孙弘以行事希世，而董仲舒以学说。言人格，仲舒若较廉直；论学说，仲舒亦益怪诞。影响于当时者，公孙弘之力为大；其流播于后世者，则仲舒之说为尤深也。
不比申公、辕固，
《儒林传》：“武帝初即位，辕固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毋曲学以阿世！’”
因以获上之欢心。凡此皆经生得志之由，而古文书复盛之所以也。然遂谓自此儒学复兴，孔子之道复明，则又不可。姑举其最著者言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大儒也，其言天人相与之际，以灾异之变言《春秋》，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义，
《董仲舒传·对策》：“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又：“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亦非《公羊》之本旨。
王引之《经义述闻》：“《公羊春秋》记灾异者数矣，而皆无语及于感应。自董仲舒推言灾异之应，已开谶纬之先。何氏（休）又从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推测，言人人殊，谓之《传》之本指，未见其然也。”
近儒考论汉代经学渊源，谓自荀子。然荀子不云乎？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是乌见其所谓“天人相与之际”者？今考仲舒之论，盖多与《淮南》相类。
《淮南·泰族训》云：“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现，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乔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乘，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禝有以相**也。”此即江都天人相应之说也。
仲舒《春秋繁露》，其言亦多出黄老、刑名。
其言人君治术，盖深得老子、韩非之意。故曰：“为人君者，内深藏，外博观，谨本详始，敬小慎微，不可先倡，感而后应。”而言之最精者，则曰：“人君恶人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此十字者，可以尽老子、韩非论治之旨矣。此即《荀子·正论篇》所斥“主道利周”之论也。
其论君臣之际，则曰：“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其论礼乐，则曰：“民无所好，君无以权。民无所恶，君无以畏。无以权，无以畏，则无以禁止。而比肩齐势，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正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駮，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恶，然后可得而劝畏也。”此邑复类儒者之言耶？（以上杂引《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三篇中语。）
盖仲舒之学，实主阴阳。阴阳之论，盛自邹衍，貌近儒说，而实源于道家。在道家之意，以谓万物乃一气之所化，非经上帝之创造，亦无贵贱高下于其间。盖阴阳之论，足以破“儒”“墨”之是非。何者？儒言“心”，墨言“天”，其言虽异，而其以人为贵、以天为本则一。阴阳之论起，则人不足以为贵，天不足以为本，而后有自然之道。此在庄周之书则然。至邹衍颉亢以取世资，燕、齐之间，流为神仙方士之说，足以媚惑人主而猎富贵。仲舒广川人，熟闻燕、齐之论，而比附于儒说，乃以阴阳破自然；可谓人室而操戈，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试调琴瑟，鼓宫宫应，鼓商商应，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即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即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其理微妙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
然实未明“自然”之意也。夫既有“使之然”者，则又必有“使之使之然”者，循是上推，谁为最后之使耶？既破天帝而主阴阳，则最后之一因既失，循环无端，终亦归于自然矣。此仲舒天人相与之论，实本于阴阳家言，而与“上帝临汝”“民视民听”之意不同，而又比附儒说，排斥自然，以自别于黄、老百家之大概也。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夫阴阳之说，破弃神权，别寻因果，要不可谓非学说之一进步。即此推求，以为科学之发轫可也。而道家之旨，惟在明其自然。邹衍闳大不经，流而为神仙。仲舒又衍而为灾异。从而证明其天人相关之学。止雨致雨之术，不脱于象类，自陷于歧途，终召“大愚”之讥。而汉之学术，遂亦不足观矣。故仲舒虽尊孔子，明仁义，而终不失为汉儒之学也。
至《公羊》家三科九旨之义，亦本董子《繁露》。
何氏《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
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所言略异。
《繁露·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又《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又《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
而“存三统”云云，尤为可怪。其王鲁、新周、故宋、黜杞之说，细按皆不足信。
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其语已先见董子书也。
《史记》言：“孔子据鲁、亲周、故宋。”据鲁者，以鲁为主也，即《史表》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也。言所记之事，以鲁为主。“据”字音义近于“主”，西汉初年钞胥者误“主”为“王”，儒生以讹传讹，遂有“王鲁”之谬说。亲周者，《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灾。”《传》云：“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此“新”字明系“亲”字之讹。盖外灾不书，因周与鲁最亲，故书其灾，文义至昌明。至“亲”误为“新”，汉儒不解其词，遂有“新周”之谬说。故宋者，左氏称孔丘圣人之后，而灭于宋。榖梁子闻其说，故于宋督弑其君夷及其大夫孔父，《传》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误读榖梁之文，复于“成周宣榭灾”下，发“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鲁”之谬说。黜杞者，以其用夷礼也，明见于《左传》。而《公羊》家引为黜夏之义，误又甚矣。（右故宋一义，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余三义，见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
“以《春秋》当新王”，仅亦为汉而设，亦邹衍五德转移之绪论，不脱阴阳家面目。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云：“汉儒既创新周王鲁之讹言，犹以谓未足，更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又自变其王鲁之说，以王鲁为托词，以为王鲁者，乃托新王受命于鲁，实则孔子为继周之王，即为制法之王也。盖汉儒以王拟孔子，亦有二因。一则以孔子当正黑统（见《繁露·三代改制篇》），盖以秦为黑统，不欲汉承秦后，遂夺秦黑统而归之孔子，以为汉承孔子之统。此一说也。一则以孔子为赤统，孔子为汉制法，《春秋》亦为汉兴而制，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即汉代受命之符。此又一说也。由前之说，由于欲汉之抑秦。由后之说，由于欲汉之尊孔。则正汉儒附会其说，欲以歆媚时君，不得已而王孔子。”
其次有刘向，亦西汉大儒，然亦以阴阳灾异说经，无异于仲舒。
《汉书·刘向传》：“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此刘向幼即好邹衍之学，亦即淮南之学先受邹衍影响之证也。
又：“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王）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此见向以阴阳灾异说经，实以影射时事。其心术虽与辕固生讥公孙弘所谓“曲学阿世”者不同，要之治古文旧籍者，欲求通经致用则不得不借径于今文新说，则断可知也。故当时论《五经》，其实不脱百家。犹如今人谈国故，亦不能不羼以欧西新说耳。
又《五行志叙》：“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縠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此可见汉儒以阴阳五行说经，其言皆各不同，各自因时以意为论耳，非古经之真本也。
其他汉儒说经，类无弗主阴阳者。故汉儒之经则本“古文”，其所以说经者，则尽本于战国晚起“今文”之说也。汉武之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亦仅仅为今文书与古文书之争耳，至于谓儒说胜而黄、老、申、商废则误。盖一时之学术，有其一时之风气与其特性，彼其时言黄、老如淮南，言儒如江都，习申、商如长沙，何莫勿有阴阳家之色彩者？是诚西汉之特征，则治国学者所不可不晓也。其他如桑弘羊论邹、孔，
桓宽《盐铁论·论儒》：“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祖，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然孔子修道齐、鲁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君，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按：汉人极崇邹衍，故每与孔、孟相提并论，如《史记·孟荀列传》亦尔。
又《论邹》：“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宏，昭旷之道，将一曲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天运，以喻王公列士。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时御史大夫为桑弘羊，其议论足以代表政府之意见。可见汉廷用儒，本重邹衍一派，以附于申、商功利，非孔、孟之仁义也。
汉宣帝评儒生，
《汉书·元帝纪》：“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法者，太子也！’”则尤可见汉廷用儒之真相矣。
皆可以见汉代之风尚。故谓自汉武以后，《五经》置博士，为古文书教授开禄利之途则可也。谓自此儒术独用则否。以当时经生博士，本与秦前儒术不同，而汉廷亦非真用儒术故也。
博士之官，远始战国。
《史记·循吏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
《汉书·贾山传》：“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秦时博士掌通古今。汉博士属太常，仅为礼官，掌故待问，不颛门教授。
西汉博士最初者为叔孙通，惠帝时博士则有孔襄，文帝时公孙臣以言符瑞为博士，贾谊、晁错皆为博士。
时以经生为博士者，文帝时有申公、韩婴，景帝时有辕固生，皆治《诗》。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然《儒林传》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则其时博士犹未为学官也。及孝武置《五经》博士，王应麟《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所谓《齐诗》），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今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于景帝时为博士，则武帝所增乃三经，非四经也。然称置《五经》博士者，盖申公之俦，其前为博士，特以博识通故，非以其专经。至武帝隆儒尊经，及特称《五经》博士，而罢诸子传记为博士者。故以专经为博士，自武帝始也。《儒林传赞》独举四经，以其后四经均有增设，而《诗》自三家外，不增博士，故未之及；亦非谓武帝增四经也。故自武帝置《五经》博士，而后博士之性质，与前迥异。不得以武帝为继文、景而增成《五经》也。
而后博士始为经生所独擅。故王充谓：“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论衡·别通篇》）其后又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
《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而后博士始以教授为事，而博士弟子员亦为利禄之途。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而博士亦递增。
沈约《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
然为增立博士，每启争端。其著者：孝宣时有《公羊》《榖梁》之争。《穀梁》终亦得立博士。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此为《公羊》与《榖梁》之第一争，《公羊》胜而遂得立博士也。然江公既为申公之弟子，而申公《鲁诗》亦立于博士，知其所传《榖梁春秋》，当不至背道非圣，远异于《鲁诗》。《公羊》与《鲁诗》同立学官，与《榖梁》又何至遽成水火哉？其两家之胜负，亦决于二人之口辩与公孙弘之党同，及武帝一时之好恶而已。此范甯所以有“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辩讷”之叹也。而后人旧案重提，各复专治《公》《榖》以续董、江之争，此孟子所谓“是亦不可以已”者耶。
“太子既通，复私问《榖梁》而善之。其后浸微，而蔡千秋学之最笃。及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宜兴《榖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并说，上善《榖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受诏治《榖梁》，欲令助之。”此《公羊》与《榖梁》之第二争，《榖梁》胜而亦得立博士也。其初由于宣帝好奇，韦贤诸人以同乡之见袒鲁学，宣帝以抉微之意护《千秋》，刘向以帝王之诏治《毅梁》，经术之异同，亦如是而已耳。
“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皆治《穀梁》学）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榖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榖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榖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榖梁》。由是《榖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此《公羊》《榖梁》之第三争，经政府之刻意袒护，而《榖梁》终得立博士也。
孝哀时，有刘歆求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之争。
《刘歆传》：“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榖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縠梁》义。”此见学者之先入为主，门户之见，虽在大贤父子之间，犹不能免，则无怪他日之博士矣。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师丹为大司空，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
则后儒所谓今古文相争之第一案也。然在当时，亦未尝有今古文相争之名。平帝时，《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均立博士。（《汉书·儒林传赞》）王莽时，刘歆又为《周官经》立博士。（《艺文志》）至东汉，乃有十四博士，
《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毛字衍），《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则皆仍西汉之旧，而《榖梁》《左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书则皆缺。惟《左氏》诸书，经刘歆力争置博士，当时传习者已众，承其学者，乃时与朝廷博士之学相抗衡。其事之著者：光武时，有范升与陈元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
《后汉书·范升传》：“建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
又《陈元传》：“元闻之，乃诣阙上疏，谓：‘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榖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榖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榖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榖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帝卒立《左氏》学。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复废，此为求立《左氏》之第二争案也。观范、陈之疏，可以见两派所持议论之一斑。
章帝时，有贾逵、李育争《公羊》及《左氏》优劣，
《儒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反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此亦以《左氏》起争也。
桓帝、灵帝时，有何休与郑玄争《公羊》及《穀梁》《左氏》优劣，又《儒林传》：“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
又《郑玄传》云：“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此则非争于朝廷，而纯以著述为学术之讨论也。何休墨守《公羊》兼攻《左》《榖》，郑玄于《左》《榖》亦一体辩护，实均以立官不立官为争点也。然自书籍可以不藉立官而传布，于是古文遂盛，而立官之今文终亦不得掩之矣。
此皆当时所谓今古文之争也。其争点以《左氏》为主，
皮锡瑞《春秋通论》：“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其用意在请立官置博士，与禁抑其立官置博士而已。然当刘歆校秘书，初见古文《左氏》，则《左氏》之传习犹未盛也。故歆请立官而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是当时诸博士多未见古文《左氏》也。及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李育、贾逵之争，育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墨守《公羊》，而亦兼治《二传》，故著书论其得失。是当时虽阻抑《左氏》立官者，亦未尝不诵习其书。则书籍之流布传授，已不如西汉之艰难，故学者得以博综兼览，实不必有赖于立官之博士。此则当时一大进步也。
东汉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亦过于西汉之经师。（参读牟长、宋登、杜抚、丁恭、楼望、谢该、蔡玄、马融诸传。）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私家传授之盛，先汉远所不逮。又东汉诸儒，多尚兼通（参读《儒林传》任安、孙期、张驯、尹敏、包咸、景鸾、召驯、张元、李育、何休、颍容、许慎、蔡元、魏禧诸人，并杜林、郑兴、贾徽、贾逵、张楷、张衡、马融诸传。），而最著者，为郑玄。《本传》称其“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则后汉儒者，博综兼览之风，较之先汉专己守残之习，又迥不侔矣。盖社会向学之风既盛，而师传讲习，积之既久，则困难日减，以视刘歆所谓“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与夫“建元以上，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者，其情势既异，则豪杰之士，自不甘于专己守残，而博士官学，乃不足以尽餍学者之望，则民间古学之盛，亦固其宜也。
且当时所谓今古文者，考其实，亦均为“今文”而非“古文”。故前汉有“今文”之实，而未尝有“今文”之名。后汉则有“古文”之名，而无“古文”之实者也。
《日知录》：“按《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有中古文《易经》，不言其所出。又《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
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能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然而译语者未尝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译字之人，必华、夷两通，而后能之。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如伏生、欧阳生、夏侯生、孔安国庶几当之，余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
吴汝纶《写定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叙》：“自汉氏言《尚书》有‘今文’‘古文’，其别由伏、孔二家，二家经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读之。欧阳、夏侯受伏氏读，不见其壁中书。壁中书本‘古文’，以传晁错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安国与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二家之异，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尚书》滋多自孔氏。’而刘歆议立《逸书》，讥太常‘以《尚书》为备’。其时胶东庸生遗学，亦以多十六篇与中古文同。凡前汉儒重孔氏学，称‘古文’《逸书》，皆以此。及贾、马、郑之徒出，乃始龂龂于‘古文’之二十八篇，而废弃其逸十六篇，以无师说绝不讲。晁错所受壁中书，虽朽折，至哀帝时尚在（按：此据刘歆《移太常书》：‘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孔氏‘古文’若废弃逸十六篇不讲，而止传伏氏所传二十八篇，则与晁错所受书何以异？且又何以大远于‘今文’耶？”
则当时所谓争者，岂不在于文字之异本、篇章之多寡而已哉？岂不在于立官置博士而已哉？今再综述两汉经籍今古文异同，以见大概：
一、《易》：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元帝时，又立京氏（房）。
按：《汉书·儒林传》：“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则《易》本通行民间，秦又不禁，疑本已有今文，故汉初治《易》者特多，以“书易得，文易习”也。汉武为立博士，以本为古文之故。
《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也。书言中，以别于外耳。”是汉内廷有古文《易》，惟当与今文《易》无大异。
《后汉书·儒林传》：“东莱费直传《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今按：“本以古字”者，明三家本不以古字，亦见费氏传后，亦不以古字也。因其本以古字而号“古文《易》”，知东汉时号“古文”者，不必真为古文矣。
《隋书·经籍志》：“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
二、书：武帝时，立《书》欧阳氏（生）博士。宣帝时，添立大、小夏侯（胜）（建）。
按：《汉书·儒林传》：“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犹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伏生教张生及欧阳生。”据此，伏生壁中书当系古文，其授张生及晁错后，乃传写为今文也。
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刘向《别录》曰：“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可证《尚书》皆古文，遭秦禁，故至天下无治其书者。伏生《书》合《泰誓》共二十九篇，为今文。
《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是为《古文尚书》。）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中古文即孔安国所献也。刘歆《移书》云：“藏之秘府，伏而未发。”即指此。太常博士以伏生《尚书》为备，无缺佚，拒歆。
《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古文》之亡，当在三国兵争之会，乃有东晋梅赜之《伪古文尚书》
三、《诗》：文帝时立《鲁诗》（申公）、《韩诗》（韩婴），景帝时，增立《齐诗》（辕固）博士。
按：《艺文志》：“《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刘歆《移书》：“《诗》先师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则《诗》或出于讽诵，其写录当用今文，而传授亦特广。
又《儒林传》：“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此为古文。（及郑玄笺《诗》以毛本为主，又兼采三家，于是郑《笺》行而“今文”齐、鲁、韩三家《诗》废。）
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传》列举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D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苌）、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据此则《诗经》之在汉世，皆今文也。
四、《礼》：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德）、小戴（圣）两家。
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
又：“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礼》）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此为今文。）
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为古文）刘歆《移书》云：“鲁恭王得古文于坏壁，《逸礼》有三十九。”
《仪礼·疏》云：“高堂生传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篆书，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不同。余三十九篇，绝无师说，秘在于馆。”
《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班固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钱大昕曰：“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据此，则河间所得《记》，二戴传之。而孔壁《逸经》则无传也。《史记》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古文”，然二戴为今文十七篇博士，知《六艺》今古文初无界限矣。
又按：《礼》既自孔子时已不全，今观《仪礼》《礼记》类为战国中晚时作品，而亦称“古文”者，此由当时儒家作伪与尊传统之故。
五、《春秋》：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又立《榖梁》博士，至东汉而罢，故不在十四博士内。
按：《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钱大昕曰：“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榖梁》为今文。”
《文献通考·戴宏序》云：“汉景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后传董仲舒，以《公羊》显于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知《公羊传》书成汉世，只有今文，无古文。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也。
《潜研堂集》：“郑司农云：‘古者书义为谊，仪为义。’今考《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是孔氏古文为谊之证也。董生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是汉初改谊为义之证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许叔重《五经异义》以《公羊》《榖梁》为今文说，《左氏》为古文说。”
《经典释文》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佘年，鲁人榖梁赤作《春秋》残篇，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据此，则《榖梁》亦后出今文，而犹杂以古文也。自来皆以《榖梁》为今文，近人崔适《春秋复始》斥为古文，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证其初为古文，不知《榖梁》本在今古之间。
许慎《说文序》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左传》三十篇，出恭王壁中，盖非事实。”《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文’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此，则今文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刘歆《移书》＞、“不祖孔子”（《范升传》），亦自有说。今考《左传》殆成于吴起之徒，字皆“古文”者，《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知其时自以古文也。《史记》称为《春秋古文》者，如铎椒、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称《春秋》，初非谓鲁之《春秋》也。
以上叙《五经》今古文异同，大略粗具。以今考之，《易》《诗》二者，当时本无大争。《古文尚书》与《逸礼》皆在篇章多寡之间。“今文”博士必以《尚书》《礼》为备，难避“专己守残”之讥。《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其他尚有《周官》，当时亦成争点，而史文未详。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至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毛奇龄《经问》：“《周礼》为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谓之周人礼则可，谓之‘伪《周礼》’则不可。以并无有‘《周礼》’一书，而此窃袭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书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汉林孝存称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斥之为‘六国阴谋之书’，惟郑康成独论注之，过尊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不明，《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季，《吕览》之前。故诸经说礼皆无可据，而汉世注经者，必杂引《三礼》以为言，此亦不得已之事，原非谓此圣人之经，不刊之典也。若或又谓是书出于汉孝成之世，系汉人所作，并非周人，则不然。”此论极平允，《周礼》系战国末年书，而亦写以古文者，非儒家之托古，即其尊传统，故不用六国今文，而必用《诗》《书》古文也。
《论语》《孝经》虽有今古文而未起争端。
《论衡·正说篇》：“《论语》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此亦古文转为今文之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