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漕運

以漕運一事而言，漢初只言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漢書食貨志：「五鳳中，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三國鼎立，乃至南北朝對峙，各自立國，不聞北方仰給南方。

隋煬帝大開運河。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四年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囘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納東南、東北兩渠所輸。他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打通一氣。東南、東北，均興水運，並不是北方要仰賴南方粟。

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日增，漕運遂幾成問題。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滯，物不耗失。」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石。

開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糴法」，令江南諸州竝廻納造布。可見當時中央賴北方粟已夠。新唐書食貨志：「韋堅開廣運潭，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只云山東，不言吳、越江南。

天寶八年諸道倉粟表：

據上表，知天寶八年前，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則關內與河東，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經濟情況，明明北勝於南尚遠。

安史亂起，唐室遂專賴長江一帶財賦立國。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鎭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遂永遠偏倚南方。

其時則自江入河之漕運，尤為軍國重事。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

劉晏為肅、代時理財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運。

晏之辦法，大體仍是裴耀卿遺規，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運積揚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不入渭，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史稱：「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每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或至百餘萬斛。」

然此乃一時政治形勢所致，北方經濟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賴於南方者尚不甚大。

貞元八年陸贄奏：「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文宗太和以後，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宣宗大中時，裴休為轉運使，乃增至百二十萬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卽為遷都就漕運。石晉自洛遷汴，已為此。據當時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漕運凡有四線。

一、汴河 米三百萬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萬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大率以六百萬石為常。菽一百萬石。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黃河 粟五十萬石，後歲漕益減耗，纔運粟三十萬石。嘉祐四年詔罷之，以後惟漕三河。菽三十萬石。來自陝西，自三門、白坡轉黃河入汴。

三、惠民河 粟四十萬石，治平二年，二十六萬七千石。菽二十萬石。來自陳、蔡，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廣濟河 粟十二萬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曆陳、濟、及鄆。

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裹河。即第一線。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即第二線。穎、壽等州所運，渭之南河，亦謂外河。即第三線。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即第四線。

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財賦，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歲收，轉更超出於北宋之上。

宋初歲入千六百餘萬緡，已兩倍唐代。熙寜時至五千餘萬緡。南渡後，更增至六千餘萬。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賴江南，當時遂創始有海運。海運自秦已有，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杜詩。）惟僅以給邊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有加秩，無易人。創議者朱清、張瑄，本海盜，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庫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船舶等，並命其海外未還商舶，至亦依例籍沒。蓋二人仍皆營盛大之海外貿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運二百五十餘萬石。其後累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石。文宗天曆二年為最高額。

元代歲入糧數總計：

據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遼陽以下七地糧數總計，尚不及江浙一處；而江浙、江西、湖廣三處合計，又恰當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於腹裏及其他六地，卽全國總數之上。

就西晉時言，下游糧食多仰給於荊襄。至此則江浙遠超湖廣之上矣。又若以整個南方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與北方比，則南北相差更遠。

明漕運凡五變：一、河運。兼用水陸，自淮入河，始永樂元年。二、海陸兼運。永樂四年。三、支運。九年開會通河，十三年始興支運。四、兌運。宣德六年。五、改兌。

支運規定蘇、松、常、鎭、杭、嘉、湖諸地糧，撥運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撥運濟寧倉。以三千艘支淮安糧運到濟寧，以二千艘支濟寧糧運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四次，可運三百餘萬石，謂之支運。自後又寖增五百萬石。終明世，其定制為四百餘萬石。

兌運者，民間但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運費及耗米。初皆支運，後漸為兌運。

改兌者，令裏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永制。

運船在天順以後，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甚多。定數萬一千七百七十隻，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軍十二萬人。以糧數比：成化八年定額。

北糧 七五五、六○○石。

南糧 三、二四四、四○○石。內兌運米，計蘇州一府六十五萬五千石，超過浙江全省（六十萬石）之上。松江一府二十萬三千石，超過江西全省（四十萬石）之半數。常州一府一十七萬五千石，超過湖廣全省（二十五萬石）之半數。蘇、松、常三府合計，占南糧全數三之一。

北糧幾只及南糧五之一。地荒、人荒，遂為北方二患。日知錄卷十七。整個的中央，幾乎全仰給於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糧食運輸，亦成國家每年一次大耗費。

清代漕運額，亦定四百萬石。據清初漕運例纂規定，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四北一之比。惟據清會典乾隆十八年奏銷册計之，則為南八北一。又據戶部則例，乾隆四十四年漕運額則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論絲織業與陶業

耕、織為農事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亦為國家租、調兩大類。蠶桑事業，中國發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時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見各處。漢代絲織物，在黃河流域，已有幾個著名的中心地點。如山東之臨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過家庭手工業之上。故曰「兗、豫：漆、絲、絺、紵」。蜀錦亦極有名。惟江南則絕不見有蠶絲事業。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證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為北方農民一極普遍之生業。顏氏家訓謂：「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繍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貴族如此，平民諒亦爾也。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調絹絁，麻土調布。

開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其時江南諸州尚不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處，折租造絹。

越人的機織，由北方傳授。

李肇國史補：「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女以歸。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風樣，綾紗妙稱江左。」左思吳都賦有「八蠶之縣」。宋文帝亦極獎桑麻。沈瑀令民每家植桑十五株。南方蠶事，起源甚早。惟精進美盛，則在後也。

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品質列第四。

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定州何明遠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續通鑑長編四十三：「宋開封官綾錦院綾機四百張。」

如亳、如滑，皆為當時絲織要地。

景龍三年，宋務光疏：「自頃命侯，莫後墝塉，專擇雄奧。滑州地出縑紈，人多趨射。列縣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開元時，絹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黃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內外。大江以南僅泉、建、閩三州，位居最末。又大中六年中書、門下奏：「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

唐十道貢賦絲布織物表據唐六典，開元十道貢賦，擇其有關衣織者錄之。

大體論之，重要的蠶桑織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俵散蠶鹽斂民錢。石晉尚能歲輸契丹絹三十萬匹。

史稱：「五代時，湖南民不事桑蠶，楚王殷用髙郁策，命民輸稅以帛代錢，民間機杼大盛。吳徐知誥令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當稅三千。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知其時南方蠶事漸盛。

汴宋錦織，尤為有名。

博物要覽載宋錦名目多至四十二種。陸遊老學菴筆記載：「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衣服花紋，皆四時景物，謂之『一年景』。」又載：「定州有刻絲煙霧紗。」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絹一千萬疋，河北積歲貢賦為之掃地。浙絹悉以輕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後，宋歲幣以銀、絹分項。是絲織品又漸漸地要北仰於南之證。又按：宋、遼議和後，遼於振武軍及保州置搉場，歲以羊皮毛易南絹。

金泰和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所用不下百萬。」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時中原絲織物尚有輸於江南者。惟恐多係民間粗品，不敵南宋政府歲幣所輸於金政府者遠甚矣。

元代北方尚見有大規模之種桑區域。

至順二年，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元冠州於漢為館陶縣地，明屬山東東昌府。又按：金有徵桑皮故紙錢者，明代遷安蓻桑甚盛，然皆剝皮造紙。惟遷安有蠶姑廟，是其先曾治蠶，而後稍廢耳。

元初並有按戶稅絲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為元定制，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

然而蠶桑絲織事業之自北南遷，在大勢上終於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稅數，恰成三與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後更是照著南進北退的趨勢進行。

萬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州府夏稅絲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絹數乃過於南方，然折絹未必實納。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蠶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五錢，解京支用。蓋唐以前北方輸絹，至是相承，僅為一種名色而已。如單論絲兩，則南北幾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數與此大同。惟四川有荒絲六三三斤，而此無之。

又明代織染局有浙江、杭州、紹興、嚴州、金華、衢州、台州、溫州、寧波、嘉興。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東、濟南。南直鎭江、蘇州、松江、徽州、寜國、廣德。各處。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等省不善織造，令各折價，惟浙江與南直每年徵本色至二萬八千餘疋。至清代，惟有江寜、蘇州、杭州三織造。而兩稅盡納銀糧，亦無折絹名色。於是令人漸忘河域自古為絲織先進之區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農民很早就發明的一種副業。唐代河南府有貢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業，尚多在北方。

定窯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間為最良。南渡後稱南定，北貴於南。汝窯在河南，柴窯亦在河南。惟昌窯即景德鎭。在江西，龍泉窯、哥窯在浙江處州。

至元明則最精美的磁業，全轉移到江南來。

元有浮梁磁局，見元史職官志，專掌景德鎭磁器，世稱「樞府窯」。民間有宣州、臨川、南豐諸窯。明景德窯最盛。宜興陶業始萬曆間。

木棉亦為宋後大利所在，而其種植，亦南盛於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可見木棉盛植於此諸處也。又邱濬大學衍義補謂：「漢、唐之世，木棉雖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也。宋、元間，始傳其種。關陝、閩、廣，首得其利。」是關陝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這是北方經濟情形漸漸不如南方的顯征。換辭言之，亦可說北方農人的聰明精力，及其品性習慣，似乎在各方面都漸漸地轉變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業情況而論，亦是南方日見繁榮，北方日見萎縮。

此有關於天然界之出產者：如鹽、茶為唐以後國利兩大項，鹽以兩淮為主，茶則均產於南方。茶飲至唐始盛，茶稅始唐德宗時。銅鐵礦冶，亦南盛於北。漁業尤為南方所獨擅。此亦至清代猶然。礦課，北惟山西一省，南則湖南、兩廣、雲、貴。茶課，北惟甘肅一省，南則江西、兩湖、四川、雲、貴、江蘇、安徽、浙江。（據戶部則例，乾隆間十省歲辦茶引數，約當於南十北一之比。）漁課，北惟奉、吉，南則蘇、皖、贛、閩、浙、兩湖、廣東、四川、雲、貴。亦有關於交通者：南方水利日興，舟楫之便遠超北地。亦有關於人工製造者：如前舉絲織、陶磁之類。文獻通考載宋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有三處，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萬貫以上者五處，皆在南方。皆在蜀。十萬貫以上者十九處，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萬貫以上三十處，北十二，南十八。五萬貫以下者五十一處，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萬貫以下者九十五處，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萬貫以下者三十五處，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貫以下者七十三處，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較，已見北絀南贏。及明代有「市肆門攤稅」，共設於三十三處，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應天、蘇州、松江、鎭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寜、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桂林、成都、重慶、瀘州。北：順天、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太原、平陽、蒲州。又明代商稅開始有「船鈔」，此見商業全走入水路交通。設關處所凡七：曰河西務，直隸。曰臨清，曰九江，曰滸墅，曰淮安，曰揚州，曰杭州。全國商業，漸漸集中至長江下游與運河兩條線上。萬曆六年，各地商稅課鈔數，南直各府、州全數達一千三四百萬貫，殆占全國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獨有二百餘萬貫，浙江省又三百萬貫。可證當時全國經濟集中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運河貫輸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極盛，而元、明兩代則劇跌，亦由全國經濟狀態之變動。此種演進，直到清代，大體仍舊。據清會典，光緒十三年全國各省釐金冊報，南方各省幾占北方之八倍。又據光緒二十九年戶部報告，則超過十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