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南渡，對金旣不能伸其撻伐，屈膝求和，則惟有敲脂剝髓，以奉歲幣；而其國內又仍不得不養軍以自守；於是財用遂陷絕境。

南宋疆域，較之全宋時僅及其半，而其國用賦入，乃超出於全宋之最高額。陳止齋云：「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是也。當時學者至謂「自有天地，財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葉水心語。

葉水心外稿應詔條奏財總論有云：「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靑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徵斂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論宋代丁錢本末，謂：「唐初之庸，楊炎已均入兩稅，而後世復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是取其三。又有丁錢，是取其四。一有邊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論調，則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亦三矣。論租，則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論之，蓋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猶曰正供也。其他雜取無藝，更不堪言。舉其尤著，有曰「經、總製錢」者。

經制起於宣和，總制起於紹興。所謂經製錢者，由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所創之一種雜征，建炎中復行之。紹興五年，以總制司為名，遂因經制之額又增析為總製錢。其法如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等，當時謂其「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者是也。

又有曰「月樁錢」者。

此制亦起於紹興，以軍資供億，令本路計月樁辦，故名。當時稱其「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者。其可數說者，有麴引錢、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訟者敗有罰錢，勝則令納歡喜錢。

又有曰「板帳錢」者。

此亦軍興後所創。時稱：「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臟而課其入。索盜臟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豁而抑納」。諸如此類，有司固知其非法，蓋以板帳額重，亦別無他策也。

其尤無理者曰「折帛錢」。

折帛原出於和買，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則其先由官給錢，故稱「預買」。繼則官不給錢而白取，又後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現錢而謂之「折帛」。陳止齋曰：「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林大中、楊萬里疏，皆謂「兩縑折一縑之直」也。

州郡上供錢亦逐年增升，極朘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財賦，十分為率，儲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時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於民者如此，其民烏得而不困，其國亦烏得而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