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1 / 1)

国史大纲:全2册 钱穆 2936 字 3个月前

熙寧、元祐新舊黨爭後面帶有南北地域關係,而元祐北方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竄領海外。後面也帶有政治意見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見,大體上頗有與王安石相近處。他們都有主張將當時朝政徹底改革。

程顥上神宗皇帝陳治法十事,即力勸神宗勿因一時反對而灰其改革之氣。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論帝王必立師傅,及井田、學校、兵歸於農,及吏胥用士人等,皆與王安石議論相合。

他們對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論,是有名的所謂「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漢、隋、唐是「霸道」。他們主張將唐、虞、三代來換卻秦、漢、隋、唐。

熙寧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神宗問為治所先,曰:「先擇術。」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至要、至易,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其實所謂唐、虞、三代,只是他們理想的寄託。他們的政治見解,可以稱之為「經術派」,或「理想派」。他們主張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而古代經籍,則為他們理想辯護之根據。

同時關中張載與洛陽二程相呼應,其政治理想,亦大體相似。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嘗欲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又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此即安石所謂「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之意。以呂公著薦得召見,問治道,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大悅。然張氏主復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當較安石更為迂闊。

其先程顥本助安石。熙寧二年,安石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顥。

安石因廷臣反對乞退,程顥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寧三年二月。安石復視事,顥等乃私相賀,見長編記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後程顥終與安石分手,則因安石偏執,不惜與舉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論已見前引。

程顥嘗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此乃洛學與安石根本相異處。二程嘗謂:「介甫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卻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眾心旣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又曰:「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至於論及識見,尚謂安石「高於世俗」。程顥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故洛派於元祐排斥新政,並不完全贊成。

上蔡語錄:「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靑苗,且放過,又是何妨。」伊川十八歲上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可見程氏在元祐時,並不能大張其學。當時謂:「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氣較和易溫粹耳。

朔派是正統的北方派。他們與洛陽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經驗。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則主逐步改良。朔。司馬光謂:「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故一為「經術派」,而一則為「史學派」。

新學者以通鑒為元祐學術。政和時,詔士毋得習史學,即以斥元祐。陳了翁則云:「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又了翁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似王衍。」此皆以元祐為史學也。新黨則奉王安石為經學,與洛學路徑較似。南渡以下,洛學漸盛,遂與新學興爭端。秦檜、趙鼎迭相,鼎主程頤,檜主王安石。檜死,高宗乃詔:「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謝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朱陸意見不同,亦尚隱有一袒伊川、一護荊公之迹。蓋新學與洛學自為近也。

故洛學、新學同主「王霸之辨」,程顥上神宗皇帝書,有一篇專論「王霸」。而司馬光則不信此說,可為他們中間最顯著的區別。

洛、蜀、朔分党,司馬光已死,光不在黨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馬光弟子。光謂:「合天下而君為王。分天下而治為伯。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又曰:「後世學者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與秦、漢、隋、唐絕異。因此他們不肯為復古之高論。他們的政術似乎只主就漢、唐相沿法制,在實際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復兵農合一之古制,此為洛學所贊同。司馬光則謂:「太祖定天下,曷嘗用民兵?」此等議論,頗近於蜀派矣。後朱子謂:「京畿保甲,荊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時溫公廢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學,政見亦與荊公近也。又洛學與新學皆推尊孟子,而司馬光著疑孟。孟子論政偏於理想,王霸之辨即從孟子來。熙寧初,王安石欲復經筵坐講之制,元祐間程頤亦爭坐講。陸佃陶山集卷十一。謂:「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輙改容為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臣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陸象山荊公祠堂記即發揮此義。程顥上神宗書極論帝王必立師傅,新學、洛學皆欲以師傅之尊嚴,駕漢、唐君臣形迹之上。此義亦本孟子。而蜀、朔兩派則毋寧謂其態度乃偏於尊君。此亦經史、王霸之大辨也。洛黨、新黨主尊師,即主尊相,總之求以學術超駕於君權之上也。此等理論接近儒家,偏於理想而為趨新。朔黨、蜀黨則主尊王,僅就漢、唐以下歷史事態立說,偏於現實而為守舊,又近似於法家也。南宋時朱子尚極論之,謂:「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才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且說無坐位,也須有個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仔細。今頃刻便退,君臣間如何得同心理會事?」(語類一二八。)朱子此等議論,正與陸象山荊公祠堂記抱同一態度。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語類一三四。)若照當時洛黨、新黨理論,所謂王霸之辨,政治必須有一番徹底改革。張浚之報苗傅,亦謂:「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此等皆所謂宋儒議論也。此後元、明、淸三朝,正向此項理論加以迎頭之挫壓。元、淸兩代以狹義的部族政權為骨幹,自不樂此項理論。明太祖雖驅逐元人,卻見解不能到此。其後張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謂是祖法,深仇講學之士,遍毀天下書院,則眞是中國傳統之所謂法家,即朔黨、蜀黨亦不致出此耳。

這一種態度,其好處,在於平穩不偏激,切於事情。而其弊病則在無鮮明之理想,因應事實不徹底,結果陷於空洞與懈弛。

神宗初議併營,文彥博、蘇軾等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帝卒從王安石議。時又議揀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馬光、呂公弼、陳薦、李常先後論奏以為非宜,帝手詔揀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寧至元豐,兵餉歲有銷併。此等處見新黨之銳氣敢為。舊黨論節財省用,固為勝於新黨。然節財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舊党顧又因循持重,此正襮露舊黨之弱點。

元祐力反熙寧,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過激。

元祐初,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即范純仁、蘇軾亦皆爭之。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可見紹聖之政,亦元祐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確新州之貶,遂造循環報復之端,范純仁、蘇軾亦力爭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們除罷免熙、豐設施外,自己卻並無積極的建樹。

後人謂:「元祐諸君子,若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卒歲。」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擁載高后,謂以母革子,借母后臨朝之力,置哲宗於不顧,更為失策。無論理論不圓滿,而幼主年事漸長,高后一崩,反動遂起,亦元祐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論之下,亦惟有如此。

財政無辦法,更不足以關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純仁即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榖斂散出息之法,此即「靑苗」也。以臺諫交爭而罷。然可以見元祐之不可久矣。曾布謂:「神宗時,府庫存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為臣壞三十年之大計,恐未公。」通鑒長編。畢仲遊洛派。與司馬光書謂:「當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元祐諸老徒責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無財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廢新法,而不能足財用,則宜乎新法之終將復起。

大程似乎頗見司馬光才不足負當時之艱難。

二程語錄:「伯淳道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而溫公於伊川經筵進講,亦有不滿。

劉元成言:「哲宗嘗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這兩派在政見上本不相近,只為反對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的一點上,兩派卻綰合起來了。

司馬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見遵堯錄。此處確又是儒家正統也。又仁宗時,光上疏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云:「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又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則光非不主理財,惟其意見自與安石大異。惟此等意見,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動搖前,尚有濟效。在安石相後,政局已變,則僅此不足救時。大抵溫公之人與學,俱是人參、甘草也。

又一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張和態度,又和洛、朔兩派不同。他們的議論,可以蘇氏兄弟軾、轍。為代表。上層則為黃老,下層則為縱橫。尚權術,主機變,其意見常在轉動中,不易捉摸。他們又多講文學,不似洛、朔兩派之嚴肅做人。

王安石主廢科舉、興學校,此事在洛派極端贊成,而蜀派則認為「多事」。蘇軾反對興學校之理論云:「治人在於知人,知人在於責實。治宮室,養游士,置官立師,不帥教者屏之遠方,是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遊西臺集。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劉摯立論亦略似。似較蘇辨更為就實。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淸乾隆三年,兵部侍郞舒赫德,力言科舉時文之弊,請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求遴拔眞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全用蘇氏議論,舒議遂寢。文人一時標新立異,其見解乃足貽誤六、七百年後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蘇氏兄弟初亦反對。蘇轍謂:「役人必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其後司馬光復差役,蘇氏卻又不贊成。蘇軾云:「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使農民應差。王安石但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亦曾極論衙前之害,至是乃排眾議而復役,亦可惜也。他們的學術,因為先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采,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此層所以與洛學異。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此層所以與朔學異。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詞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此層卻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詞也。歐陽修、張方平等較前輩的南方文人,亦頗有近於蜀學者。

後人說他們蘇氏兄弟。「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陳龍川語。但就其對新學之反對而言,則蜀、朔兩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對荊公者為呂誨、蘇洵、張方平。張方平南人,其學卻與蜀派相似。三蘇自蜀來,張方平、歐陽修為之延譽。荊公獨不許老泉,由其學術路徑不同。相傳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可見荊、蜀路脈早別矣。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卻又有些處似與洛派的意見較近。此便是蜀派態度始終一貫處,並非先後有變。但就學術意味言,則洛、蜀兩派的裂痕,畢竟最難彌縫。以後朱子承洛學,極詆蜀學,謂:「東坡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謂:「荊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不取秦少游輩。以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此劉後邨轉述,見文獻通考。)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為秦相,便弄出焚書坑儒的事來。西漢竇太后在朝,趙綰、王臧亦見殺。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旣為羣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亦遂中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