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室雖祚短運促，然其國計之富足，每為治史者所豔稱。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自晉至隋戶口一覽：

按：當時齊、周戶數合計，已超踰魏孝文遷洛時一百萬，較之江南陳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數踰陳氏幾及十五倍，較西晉太康全國統一時，幾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軌道之證。又按：後周禪隋，有戶三五九九六〇四，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〇〇〇〇〇；至大業二年，前後二十六年，戶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謂：「時承周、齊，人依豪室，禁綱隳紊，姦偽尤滋。高熲建輸籍之法，定名輕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蓋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來用意，脫私戶，歸公家，而達於完全成功也。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市有稅，隋初開皇三年。盡罷之，所仰惟賦調，亦復甚輕。

調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二十日。九年平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東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所以府庫充盈者則有數端：

一、周滅齊，隋滅陳，均未經甚大之戰禍，天下寧一，已有年數。

二、自宇文泰、蘇綽以來，北朝君臣大體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風而弗替。

帝受禪，楊尚希上表，以為：「今郡國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罷天下諸郡。時剌史多任武將，不稱職，柳彧上表諫，多為罷免。又制刺史不督軍，別置都尉，使軍民分治。又使彧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臟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開皇三年，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奏令民間立義倉，自是州里豐衍。其他長吏，多有吏幹惠政，為當時所稱。如歧州刺史梁彥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遺闕，不能詳載。如劉仁恩、韓則等見張煚、高構諸傳。又如蘇威之責五品不遜，立「餘糧簿」，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管內無五品家。」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時議以為煩迂，罷之。威嘗謂：「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此可見當時南、北學風之異也。辛公義、劉曠之聽訟，公義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宿聽事，不歸寢閣。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王伽之縱囚，伽罷遣防送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曰：「如致前卻，當為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縱囚，亦承此等風氣而來也。此等儼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會經學儒術流行既久，不能有此。當時如牛弘、薛道衡、李諤、高熲、李德林、蘇威之徒，皆以學人而通達政術。裴政定律，尤為後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又有門房之誅。隋律死刑斬、絞二者；非謀反大逆無族刑；改鞭曰仗，改杖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學風世化如此，則吏治之漸上軌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則為中央政令之統一，與社會階級之消融。古代之貴族封建，以及魏、晉以來之門第特權，至此皆已消失。全社會走上一平等線，而隸屬於一政權之下。故下層之負擔尚甚輕，而上層之收入已甚足。

此層乃隋代與西漢不同之點。西漢積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始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蓋漢初尚未脫封建遺蛻，有異姓、同姓諸王侯，自韓、彭菹醢，迄於吳、楚稱兵，財富不能集於中朝。中央政權所直轄者，不及全國三分之一。王室雖恭儉，而諸王侯封君莫不驕奢自縱，與隋初形勢大不同。

至於王室生活之節儉，僅其餘事。

惟吏治已上軌道，社會上特殊勢力已趨消失，對外無強敵之脅迫，此時的統治權所急切需要者，乃為一種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識，而惜乎隋文帝說不到此。

隋文奮勵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傳飧而食，勤於吏治而無大度。開皇十四年大旱，是時倉庫盈溢，乃不放賑，令民逐糧。唐太宗謂其「不憐百姓而惜倉庫」。仁壽元年，詔減國子學生只留七十人，太學、四門、州、縣並廢，雖有諫者不聽。隋文殆以空設學校為糜費也。

在其末年，天下儲積，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來煬帝之奢**。

煬帝大業二年置洛口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倉，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積米二千六百萬石。李密藉以為亂，憑人負取，羣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