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最近曾连来了两次信，告诉我，因读了我的《历代政治得失》演讲集，要为张江陵昭雪。他并说：纵不以一文相答，亦望在稿后批数字，亦此时代中之一小公案。我读了他信，早决定读他文章后，必然要说几句话作答复。
此刻徐君的大文已拜读了。我须得先声明，我那一番演讲，专主在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上，并不想批评到人物。中间牵涉到人物的，只是借作说明本题之方便。而关于本题上，我曾说：
我将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
这种当时人的意见，我又称之为“历史意见”，表示它不是我们的时代意见；自然更说不上是我的私人意见了。
关于张江陵，我的私人意见，有如此的一句，我说：
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
我临了又曾说：
我们以上的说法，只是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
张江陵的事业，历史有定评；张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权奸，在我书里没有触及到。所谓“权臣”“大臣”之辨，也只转述当时人从明代政制上所发的意见。
我读了徐君大文，首先和徐君抱同样的惋惜，没有能见到湖北先贤王葆心先生的书。至于徐君的辩论，其实主题也偏落到制度上，并不在张江陵本人。若论制度，据徐君意见，明代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实际已是实质的宰相了。我想这一层，有一个名、实之辨得注意。明代人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清代人也何尝不称军机大臣为宰相呢？纵使他们尽是实质的宰相，但我那番演讲是要指出汉、唐、宋、明、清五朝这些“实质宰相”之“实质”有不同。唐不同于汉，宋不同于唐，明不同于宋，而清又不同于明。若我们撇开清代的实质宰相于不论，做明代的实质宰相最不易。徐君说：“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最别扭。”我们若承认徐君意见，我仍想加一句，即是“明代宰相的地位更别扭。”我特别提出张江陵，只想在张江陵身上指出此“别扭”之所在。
而且我在讲演开始，早已说明过：
政治该分两面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较变动，可以创造制度，改换制度；而制度较稳定，也可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而这一番演讲，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的。
徐君所说，张江陵早是实质的宰相，这最多在人事上勉强可以说，在制度上则决不然。纵说那时人事已变，但制度实在没有改。因此徐君纵然揭出当时反对者系刘台之类的居心和人格之种种的不是，但刘台有些话，却是根据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来打击张江陵。因此若认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法”，立下过“制度”，而又容许当时人根据他们当时的法理和制度来说话，则张江陵不免要吃亏。我的讲演则决不在考较张江陵及其当时反对派的居心和人格；我只在这些别扭上，来批评明太祖立法之不当。若只就当时法理言，刘台有些话是说中了。而且也决不是刘台一人之意见。
有时我们也不该不看重法理与制度。我们那能说：“袁世凯在洪宪称帝以前，早已是一个实质的皇帝，因此洪宪称帝也就无可责备呢？”但仍不要误会我意思，又把张江陵与袁世凯并举；我的主旨只重在讲制度，所以我要说：
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屋，正为阐明制度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而且这也并不是我私人的意见，我仍是根据历史意见讲。晚明大儒黄梨洲，在明代亡国以后，痛定思痛，写他的《明夷待访录》，他还是要主张恢复从前的宰相制；他并不以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实质宰相而满足。
上面我的话，却好像在可惜张江陵陷于此种别扭中，早像在替张江陵叫屈。其实我的全部演讲里，时时带有此意见。我书结束有几句说：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是法，而是我们之“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我书讲明代之内阁制，只在用张江陵之才，来衬托出明太祖之法。现在徐君忽略了明代当时的制度，便把张江陵所处地位的种种苦衷，似乎反而冲淡了。
若论到整部中国史里的“君权”和“相权”，此乃中国政治制度史里主要一项目；我和徐君看法却有好些不同处。而且是常涉到根本上的不同处。我自己看法的大纲要节，全在这一番演讲里指出了，现在不想再重说。若更进一步从较细密处讲，则更非一篇短文所能尽，所以也不讲了。
但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借此再一提。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我向来喜欢宋明理学家，这是徐君所知道的。宋儒有王霸、义利之辨，这是他们的大理论，直从王荆公到朱子都讲这一套。但就论史的立场，我在北宋比较喜欢欧阳文忠更过于王荆公。在南宋，朱子和陈龙川辩论，我也比较同情陈龙川。
有时时代意见即成为大理论。徐君似乎有些像是站在近代欧美民主政治的时代意见之大理论之下来衡评全部中国的政治史。我决不是有意菲薄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只认为论史该客观，不该和时代意见相糅杂。这一点，我占的地位，远不如徐君有势又有力。从前薛艮斋曾劝陈龙川，说你占的地位先输给了朱晦翁；他在那里高谈王霸、义利，你却想替汉祖、唐宗昭雪，岂不是先站了下风吗？我想现代如有薛艮斋，全会把同样话劝我。
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现代化主义者将认为我“反现代”。无怪陈龙川要叹“无须之祸”了。但我总觉得真要讲历史，实该如此讲。不然受寃枉的，还是在历史之本身。所以我讲宋儒理论，纵就喜欢王荆公与朱晦翁；但讲历史，我仍还同情欧阳文忠与陈龙川。
（原载一九六六年九月香港《民主评论》十七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