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

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縉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祿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

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邹容这一说法，已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胡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皇帝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