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各个阶层的阿根廷人都把军人的豁免权看作是国家的头号问题。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每周游行在民选政府时期仍然持续，公众要求对肮脏战争的受害者负责，问责施暴者。因此，阿方辛总统创建了全国调查失踪人员委员会，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论英雄与坟墓》的作者)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工作，120名工作人员赴全国各地搜集文件，并且从受过酷刑的受害者和失踪人员的家人那里收集证词。军政府的以前流亡囚犯回国作证。

从一开始，阿方辛的政策就遭到来自各方的抵制。右翼批评派提出，国家重组进程降低了武装游击队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军官们现在把激进党看作是一群共产党，尽管之前激进党曾经支持军方的去庇隆化。左派的反对来自五月广场母亲组织和诺贝尔奖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他们怀疑总统的真实意图是限制对失踪人员的调查，并且把起诉限制在那些发号施令的军官，而不是数千名更多的执行酷刑和谋杀的军官。除此之外，母亲组织反对总统实际上半心半意地指责的游击队。他曾经说过，游击队的领导人也应该被起诉。但是失踪的蒙托内罗斯的家人希望把他们的亲人塑造成民族英雄，而不是像军官那样的罪犯。"未来将追忆这些人民的英雄和烈士，如同我们追忆他们一样",一份母亲组织的出版物如是说，"因为他们是正确的"。

一个遭受过酷刑的人1984年回到阿根廷

1977年4月，记者哈科沃·蒂默曼(Jacobo Timerman)在自己的公寓被20名武装人员逮捕。蒂默曼试探性地报道了失踪人员和游击队行动，这是军政权禁止宣传的两个题目。蒂默曼还是犹太人，执政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是众所周知的反犹分子。武装人员在他头上套上面罩，把他捆起来放进一辆轿车的后部。一个绑架者用枪指着他的头，威胁说："说再见，亲爱的哈科沃。你完蛋了。"(Timerman 1981,10)有人缓慢地数到10,随后抓他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在接下来的3年里，蒂默曼被安全部队人员关押和拷打。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他最终获得释放，并离开阿根廷，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监禁生活的著名回忆录《无名的囚犯，无号的囚室》。1984年民主恢复后，蒂默曼回到阿根廷。对这个前军政府的囚犯来说，这是一个痛苦、苦乐交织的体验。

回到阿根廷，蒂默曼施压指控两名将官，并动身找到他被捕后大部分时间关押的秘密监狱。他在一个小囚室照了张相，在那里他曾经与世隔绝、遭受电击，而且食不果腹。他反思国家民主的重建，并且寻找前军政权侵犯人权的真相。蒂默曼表达了希望追求公正，反对发动了肮脏战争的军官；但他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人都谴责过去的侵犯行为。

甚至在1984年蒂默曼回国访问前，替军方叫屈的人开始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地编造故事，说这个国际著名的阿根廷记者以前和蒙托内罗斯涉嫌的银行家有联系。曾经拷打过他的人，拉蒙·坎普斯(Ram6n Camps)甚至出版了一本书，把蒂默曼和“共产主义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这种破坏蒂默曼名誉的宣传在阿根廷有为绑架和折磨他辩护的效果。

阿根廷不完备的司法体系使所有的努力更加复杂。

军方几乎无法避开这些对其长期享有的特权的侵犯。马岛溃败后，军官团严重分裂。在最后的日子里，军政府已经赦免了其军官打击游击队暴动中犯下的所有罪行，但是马岛战争的失败使即将离任的军政府名誉扫地。阿方辛政府快速、轻易地推翻了大赦，使阿根廷军人独裁政府成为南美洲唯一放弃权力时没有得到这个豁免权的军政府(20世纪80年代，巴西、秘鲁和智利的兄弟武装在同意选举之前，成功地实施了这样的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