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阿根廷政治家必须解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位问题这个痛疮。19世纪70年代，港口人保持着对港口贸易的控制权，负责征收那里的关税，用共和国最大的省民兵武装维护着他们的特权。19世纪70年代，来自外省的多明戈·E.萨缅托总统和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Nicolaas Avellaneda)总统在国家首都实行统治，几乎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的客人。最终，罗加将军在1880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一个港口人，这个胜利有助于解决联邦化问题。在港口民兵武装因为又将出现一个外省人当总统而举行叛乱时，罗加将军在联邦军队的帮助下粉碎了叛乱。

罗加总统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和港口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且迫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把省府搬到拉普拉塔城，从而实现首都联邦化。

尽管“八○代”的政治霸权建立在拉丁美洲最富有技术创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但他们也尊重如施以恩惠(patronage)那样的政治传统。国家政治中将不会有英才管理(制度)。罗加的国家自治党不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而是一个想要延续自己权力的公共官员的组织。非正式联盟持续战胜选举的合法性和法治。国家自治党的天赋在于罗加及其合伙人的能力，他们形成的政治联盟得到外省寡头选举舞弊的支持。"政治力量",罗加说，"在于知道如何同时既扮演狮子又扮演狐狸"。他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一个“和平与管理"的纲领。

一个知识分子对“八○代”的描述

国家的统治者从一个阶层的公民中吸纳，尽管这没有完全形成等级制度，但它仍然形成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个阶层大体相当于社会最高阶层，由传统家族的成员、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组成。这个阶层成员之间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紧密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并且很自然地有着共同的情感和主张。

……没有这个共同的准则，就不存在他们不分党派政治的相互效劳和给予特殊照顾。不同政府岗位的公民带入公共管理中的就是这个管理阶层的道德准则，由此他们管理着国家利益。

政治妥协是否代替了派系之争?由于各省派系为了摧毁当地的敌人，寻求联邦当局的外部干涉，事实上叛乱在竞争者的争权夺利中持续发生。尽管国民军已经实现制度化和职业化，但并没有远离政治。文官仍然影响着部队里的升迁，并且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操纵军官团。执政党国家自治党的反对派竭尽所能地发动阻挠和叛乱。在1890年、1893年和1905年的政治危机中，他们收买军官，策划了暴动，当然在政府的镇压中也首当其冲。由于反对派也接受，因此克里奥尔政治(la pol I itica criolla)(旧式克里奥尔——即考迪罗谋略)保存了下来。

实际上，世纪之交阿根廷的保守秩序混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明的中央集权主义和外省的等级传统。罗加是个出色的妥协者和精明的谈判人，他把这些技巧和自己的军事威望结合起来，团结外省的政治组织。铁路和电报这样的技术进步也为罗加扩充联邦权力做出贡献。此外，贸易扩张把联邦金库充实起来，从而使罗加可以为传统的赞助形式提供更多的援助。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征服荒野战争之后的土地热中获益。

在自由主义时期，尽管地主在各省保持着政治权威，但国家权力的构成更为复杂。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来自"名门",事实上，许多政治家代表了新近获得财富、接近财富的阶层，或者是外省身份与新关系混合的阶层利益。国家自治党的统治可能代表了富裕寡头的利益，但国家自治党的政治家们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有经验的人和贩卖影响力的人。国家在阿根廷并非经济精英的被动工具，而是形成了与寡头政治不同并且越来越对立的抱负和权力。这种国家与寡头政治的分离在适当的时候会变得明朗。总而言之，这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时代得到了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的经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