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变迁，秦、汉为剧，过此则渐趋安定矣。说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二节。安定之世，贵统一而贱纷岐，故晋、南北朝，稍从事于厘正字体。
当时讹缪之字，亦有仍行于今者，如《颜氏家训·书证篇》所云“乱旁为舌”是也。然其时之错乱，恐远甚于今日。《杂艺篇》云：“晋、宋已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
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才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如所言，书几不可读矣。
《梁书·曹景宗传》云：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观颜氏之说，乃知当时自有此风，正不独武人寡学者然也。
纷岐至此，自不能不加厘正，乃有名为厘正，而实扬其波者。《魏书·世祖纪》：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曰：“昔在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缪，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观其言，意亦在于厘正字体。然千余文中，当时俗字，为所沿用者必多。更益之以新造，新者既兴，旧者仍不能废，是治丝而棼之也。况文字本不由官府制定颁布，故其所造，卒不能行。
欲救文字之乱，必当厘正字书，当时官家，亦有为之者。《梁书·萧子显传》：子恺。先是大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大宗嫌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魏书·大祖纪》：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
《周书·艺术传》：大祖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正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皆其事也。《刘仁之传》，言其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北史·乐逊传》：逊舆榇诣朝堂，陈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盖亦苦其纷乱，故以严法绳之也。
当时人士，于小学多疏，观其识古文字之少，便可知之。《齐书·五行志》：建元二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疑当作十余。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秦、汉时字，尚谓难识，况其上焉者乎？然此等事正多。
《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南史·范云传》：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大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刻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读，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均；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
又《江淹传》：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谙，直云似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简也。《僧虔传》则云：文惠大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此事《齐书》见《文惠大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时雍州治襄阳也。
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齐书》作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齐书》作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齐书》云：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缺文也。”《齐书》下又云：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二说互异，即可知当时莫能真识者。
《北史·高允传》：文成末，有人于灵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高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此等亦不过秦、汉间字耳。《陈书·文学传》：庾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以此讥之。未必非所谓文士者，见橐驼言马瘇背也。
通知古字者，有两种人：一为文学之士留心古训者，一则书法之家也。颜之推非重书艺之人，《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重，所见法书，亦多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良由无分故也。此艺不须过精，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然于字体、训诂、音读，皆颇审谛。盖由载籍极博，且能留意于是。
《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求撰集古来文字。其书以许慎《说文》为主，兼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
诂训假借，随文而解。音读楚夏，逐字而注。其体例盖颇完备。其所由来，则其六世祖瑗，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其后避地河西，数世传习。其祖威，尝上书三十余法。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其所书。实世传书艺者耳。
《北史·儒林传》：樊深，读《仓》《雅》篆籀之书。《文苑传》：诸葛颍习《仓》《雅》颇得其要。此文学之士留心小学者。又《刘芳传》：芳从子懋，善草隶书，识奇字，则兼文学书艺两途矣。此等人之著述，略见《隋书·经籍志》。
然亦有撰而未成者，如江式之《古今文字》即是。式又表作《字释》，亦未就也。又有成而《隋志》未著录者，如《梁书·孝行传》载刘霁著《释俗语》八卷。《北齐书·儒林传》谓赵铉览《说文》及《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是也。字书亦有误缪者。颜之推云：“江南闾里间有《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亦见《家训·杂艺篇》。
江式亦云：“篆形缪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此其弊，皆在未究本原。故颜之推病“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也。《家训·勉学篇》。字书以《说文》为最早。所说虽不尽信，要易推见本原。故颜氏笃信是书，谓：“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书证篇》。江式作古今文字，亦以是书为主也。
寻常传习，仍系前世编成韵语之书。其中以《急就篇》为最通行。故见于史传者，人多童而习之。如《魏书·儒林传》：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北史·李灵传》：李绘，六岁便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遂窃其姊笔牍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是也。
然其书不必皆史游所撰。故《隋书·经籍志》，史游《急就章》一卷外，又有崔浩撰《急就章》二卷，豆卢氏撰《急就章》三卷焉。当时识字、学书，所用者尚系一本。《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与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小学篇》必取羲之之书，盖正以用为楷则。崔浩多为人写《急就章》，见第八章第六节。盖亦以此。浩亦以是有重撰之本也。《北齐书·杨愔传》言其六岁学史书，盖亦识字与学书并行矣。
音读之殊，古称楚、夏。此本一种言语，随风土而稍讹。晋、南北朝之世，开拓之地愈广，杂处之族益多，故其错乱，有更甚于昔者。然以大较言之，则亦不过南北之异耳。《宋书·顾琛传》：谓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齐书·王敬则传》：谓其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至。此长江下游之语也。
《南史·胡谐之传》言：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此长江中游之语也。谐之豫章南昌人。观此，知当时贵人，皆以北语为尚。
《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当时语言，“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此则相处既习，自然之势，非有意为之也。言语虽以一统为贵，人恒不免恋旧之情，故颜氏又谓其“各有土风，递相非笑”。观于史传：《宋书·宗室传》，讥长沙景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魏书·田益宗传》，美董峦虽长自江外，言语风气，犹同华夏，此习于北者之笑南。《陈书·周铁虎传》，谓其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而崔灵恩等，亦以音辞鄙拙，不见重于南人。见第一节。此习于南者之笑北也。
《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废已习之法，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
《隋书·五行志》，谓炀帝言习吴音，后竟终于江都，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观其恶变古之深，即知其笃土风之甚。然从同之势，卒不可免。故杨愔称叹裴让之，谓：“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李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则史家笑之矣。好同恶异，贵通贱塞，错乱之语言，实于此情势中渐趋一统也。
今世语言、诵读，久已分道扬镳，语言之异，实非诵读所能矫正，故教育部颁布音符，欲藉读音以正语音，收效殊鲜。前世语多单音，则二者关系较密，故其讹缪，亦有互相牵率者。《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此等讹变，即足误事。刘仁之之驭吏，言韵微讹，亦见捶楚，盖亦有所不得已邪？欲救斯弊，必藉正音。
故颜氏美葛洪《字苑》，分焉字训若、训何者音于愆反，送句及助词音矣愆反，而訾北人“呼邪为也”也。注音难确，反语斯兴。颜氏云：“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
《北齐书·废帝纪》云：天保元年，立为皇大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大子曰：“足旁亦为跡，岂非自反邪？”高贵乡公所怪，而废帝童而习之，可见反语通行之广矣。反语之用，不外双声、叠韵，故时人多明于是。
《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又《羊玄保传》：谓其子戎语好为双声，皆是也。颜之推云：“至邺已来，惟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又自言：“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一言讹替，以为己罪。”其重之如此。然其迁流，卒不可免。至后世，言语多用緮音，文字仍系单音，则读音之正不正，不复足以误事，而致谨于此者少矣。
颜之推又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注》云：“补败反。”此所重者仍字音也。《隋书·经籍志》有《楚辞音》五种：一徐邈撰，一宋处士诸葛氏撰，一孟奥撰，一释遵骞撰，一不著撰人名氏。云：“隋时有释遵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此当不徒字音，亦兼及其声调也。
因音读之见重，而四声之说兴焉。《南史·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陆厥传》云：齐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宫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梁武帝时。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案四声之别，不过语音高下、长短之不同。配合得宜，则诵之成响，不则蹇涩不可读，此不过作文字者讲求声调之一端耳。文之如口语书之者，是为散文，骈文则相去较远，诵读之声调，与口语之远近，亦因之而殊。骈文诵之既别有其声，为之自别有其法，于是所谓律体者生焉。
《梁书·王筠传》：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上霓字下注云五激反，下霓字下注云五鸡反。此注语不知为《梁书》元文，抑后人所增。然即为后人所增，亦不失作者之意。盖谓其字当读入声，不当读平声耳。四声之用，不过如此。散文诵读之声，既与口语相近，能语言者，自能使其疾徐、高下，皆合节度。骈文则不然，故其声调不得不别学。声调既别有其律，字音之高下、长短，自不得不加别择。齐、梁时骈文盛行，四声之说，所以生于此时也。不为此等文字者，原不必留意于此。即为之者，其技苟工，亦自能暗合。
故《南史·沈约传》，谓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帝竟不甚遵用。此非武帝有作，不协四声，乃不待留意而自合，犹工于文者不必皆知文法也。陆厥与约书，谓其“谓历代众贤未睹此秘”为近诬。约答书虽不承此语，亦谓：“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声，配五群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盖为此也。
中国文字，亦颇行于外国。然不能变其语言者，其文字之行，亦不能久。《周书·异域传》云：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盖其国用华文，与胡往复，则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其后华文卒不能行于西域，则其验也。北族荐居，政权既为所攘窃，其语言亦随之流行，然亦卒不能久。
《隋书·经籍志》，著录鲜卑语之书，凡十三种。《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杂号令》一卷。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传相教习，谓之国语。”此盖以华文书夷语，如明四译馆之所为。
《魏书·吕洛拔传》：谓其长子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此以鲜卑语译华言，其所用者，当亦系华文也。《术艺传》：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此尚在大祖时。其后，盖亦如近世之满洲人，自忘其语。故有待于教习。
《北齐书·高昂传》：谓鲜卑共经中华朝士，惟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足见鲜卑语已可不用。《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此亦其种类之间，旧语尚未尽忘，我能通之，则彼引为同类，非其语之尚有用也。
《魏书·昭成子孙传》，谓元祯能通解诸方之语，此指鲜卑而外北方诸族言之，盖无著诸简牍者。《隋志》又有《婆罗门书》一卷，《外国书》四卷。《注》云：梁有扶南胡书一卷。此则当为元文。《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此衍声之法，传入中国之始也。
文具：纸渐盛行，而简牍亦未遽废。故李绘尝窃用其姊之牍，而皇甫商亦讽州郡以短檄召李含为门亭长焉。见第三章第三节。《北史·艺术传》言：卢士翼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其书，疑亦简牍之刻画者也。是时纸价尚贵，故王隐撰《晋书》，须庾亮供其纸笔乃得成；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妄载进呈之表，亦谓家贫禄薄，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也。详见第五节。左思赋三都，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谢庄作殷淑仪哀策，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南史·后妃传》。邢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齐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武陵昭王晔，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
江夏王锋，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时年四岁。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晋书·忠义传》。
徐伯珍，少孤贫，无纸，常以箭若叶及地上学书。《南史·隐逸传》。《齐书·高逸传》云：书竹叶及地学书。陶弘景，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南史·隐逸传》。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陈书·儒林传》：《北齐书·徐之才传》云：以小史好嚼笔，尝执管就元文遥曰：借君齿。其不逊如此。此与郑灼所用，皆为毛笔。臧逢世，欲读《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颜氏家训·勉学篇》。凡此皆可见当时纸笔之贵。故裴子野荐阮孝绪，称其年十余岁，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官纸，以成亲之清白。何曾，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则史著之以为骄奢矣。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晋安王子懋之子昭基，以方二寸绢为书，遗其故吏董僧慧。盖由纸贵，故人习细书，犹汉光武之一札十行。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
《宋书·刘穆之传》云：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不亦浪费物力乎？作笔墨之法，见于《齐民要术》。卷九。
《南史·张永传》云：永有巧思，纸墨皆自营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此则玩物丧志，与民用无关矣。
《隋书·经籍志》小学门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注》云：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直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
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然则向拓之由来旧矣。然刻版之术未行，经籍终恃手写。刘芳为诸僧佣写经论，见第十九章第一节。蒋少游以佣书为业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梁书·孝行传》：沈崇傃，佣书以养母。
《文学传》：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孝义传》：庾震，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亦其事矣。
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其说，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矣。晋、南北朝，此习未改。
《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缺。
《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衿交领也。邺下《诗》本无也字，群儒因缪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诚可笑。”此删节过甚之弊也。书写之际，每用多种颜色，此则殊为清醒。
《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贾逵撰。《晋书·儒林传》：刘兆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榖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
《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曰：“《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肯。”
《晋书·音义序》云：“仍依陆氏《经典释文》，注字并以朱暎。”是古于经籍，并用斯例。《周书·苏绰传》：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则官家文簿，亦用之矣。此即后世套版所本。惟刻书者格于物力，不必皆精；贾人尤仅为牟利；去此区别者甚多。代以黑白文者，亦不多见。而书之为所乱者多矣。然其弊亦不必与刻版并兴。
《颜氏家训》又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何也？答曰：史之缺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
《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悍后，而《传》有更始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此等初亦或有以为别，传录者不皆精审，则失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