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如晋武帝泰始五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魏恭宗监国，欲课农功，亦禁弃本沽贩是也。
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王公大臣，外至方镇，遂多乘时要利者。虽为舆论所鄙，弗恤也。
晋义阳成王望之孙奇，尝遣使到交、广贩货，宋前废帝即位，诏藩王贸货，壹皆禁断。
《沈怀文传》言：西阳王子尚等，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言之，不听，此诏盖即为此而发，然无益也。
《孔觊传》云：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与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当时士大夫，鄙视商业之情形，可以想见。
然《谢庄传》言：孝武践阼，欲弘宣风则，下节俭诏书。庄虑此制不行，言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市者，悉皆禁制，此实久惬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缺。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则当时朝臣逐利之情形，亦与藩王无异矣。
齐临川王映为雍州，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以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似贤矣。
然《豫章王嶷传》载嶷启言：“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营觅以自赡。”以严旨申禁之事，尚敢明文求乞，况于阴行违犯？无怪谢庄以声实乖爽为虑矣。
刘峻兄孝广，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王莹少子实，为新安大守。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去郡数十里，实乃知。命追之。呼从兄上岸，盘头，令卒予杖。搏颊乞原，劣得免。
张畅为南蛮校尉，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亹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去。褚渊，或饷之鳆鱼，门生有献计卖之。庾仲文在尚书中，令奴沽酃酒。徐度恒使僮仆屠沽。邓琬起兵，史言其父子并卖官粥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其辞盖诬，前已辩之，然其婢仆，安知不乘时要利邪？
柳世隆为湘州，亦以在州立邸、兴生，为御史所奏。当时无上无下，无内无外，可谓无不以贩粥求利为事者矣。向靖无园田商货之业，徐勉拒兴立邸店，舳胪[7]运致，史安得不以为美谈邪？
南方如是，北方更甚。魏大和八年，始班官禄，《魏书·本纪》载孝文诏书云：“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豫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
然则魏当未班官禄之前，实有隶官商人。盖名为市买以供官用，实则有司藉以营利，可谓作法于贪者矣。其制虽随班禄而罢，然积习既成，自难一旦革绝。
恭宗禁民沽贩，而高允即诤其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上行下效，贪风其安克戢？故其北海王详，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刘腾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贵近如是，外方自将效尤。邢峦，志欲平蜀者也，而至汉中岁余，即商贩聚敛。
李崇，南边之大将也，而贩肆聚敛，营求不息。其缘边州郡，疆场统戍，惟有通商聚敛之意，驱其羸弱，贩贸往还，抑更无足为怪矣。
《封懿传》言：郑云谄事刘腾，得为安州刺史，谓懿族曾孙回曰：“彼土治生，何事为便？”回答之曰：“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此等人盖亦如凤毛麟角矣。
明帝正光三年十二月，以牧、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帖店肆，争利城市。可见大小官吏，竞行贩粥。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
周齐公宪出镇剑南，以裴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蜀土富饶，商贩百倍，或以是劝文举。又可见周、齐之朝，风气无异于元魏也。
职是故，当时之达官贵人，多喜与商贾往来。苻坚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
《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言：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又段孝言掌选，富商大贾，多被铨擢[8]，则此等事曾不足为异矣。
《和士开传》言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
《封隆之传》言：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而刘昉亦富商大贾，朝夕盈门。
《杨愔传》言：大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可见不为此者之少矣。士夫之与此辈往来，不过利其货贿，自不待言，而专制之世，富豪多以名器为荣，故亦乐于攀附。
观王辨祖训，以行商致富，而当魏世，以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大守可知。《隋书·辨传》。故一至昏乱之朝，富商即夤缘[9]并进，而官方为之大坏也。
此等巨贾，亦颇有势力。刘道济之乱蜀，实以费谦等限止商利之故。其规模较小者：如《梁书·贺琛传》言其伯父玚没后，家贫，尝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琛山阴人。
《南史·恩幸传》言：陆验少而贫苦，邑人郁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此等必躬逐微利，非如王公贵人，安坐持筹，而使门生、奴婢辈为之营运者矣。
《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幼贫，其母粥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
《文学·刘勰传》言：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粥者。此则贩夫、贩妇之伦也。
《魏书·赵柔传》：有人与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粥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
《北史·寇俊传》：家人曾卖物与人，剩得绢一匹，俊访主还之。此等则偶然粥卖，并不得谓之商人也。
达官贵人经商，其事虽多见于史，然此特旧时史籍，只有此等人之传记，故其事之可考者较多耳，非谓经商者皆此等人也。
《隋书·地理志》言：洛阳俗尚商贾；丹阳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
《北史·魏诸宗室传》云：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可见小民从事贸易者之多矣。抑亦非仅限于都会。桓玄与晋朝构衅，断江路，商旅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麸橡。陈宝应载米粟与会稽贸易，遂致富强。
《陶侃传》言：侃迁武昌大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作商舩以诱之。生获数人，乃是西阳王羕之左右。
《莫含传》言其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含，雁门繁峙人。然则南暨江海，北邻沙塞，商路罔不通利，虽遭丧乱，曾不足以阻之矣。
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石勒求交市于祖逖，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索虏求互市于宋世祖，众议不一，而时遂通之。
《魏书·食货志》言：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可见其贸易实为经常之事矣。亦有无许通市之明文，而仍相交往者。
《苻健载记》言：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异贿盈积；《魏书·崔宽传》：附《崔玄伯传》。宽为陕城镇将，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是也。并有冒禁令而为之者。
《北齐书·高季式传》，言其随潘乐征讨江、淮之间，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崔季舒传》言其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臧贿事，为御史所劾是也。
《循吏传》：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此则名为利民，实则违禁图利者矣。南北使节往返，亦为交市之机。
《北齐书·李绘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可见其习为故常。
《崔暹传》言：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则交市者尚不仅使臣也。惟其所市者，似以珍异之物为多。
《魏书·李安世传》言：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使任情交易。
《北齐书·魏收传》言：收托附陈使封孝琰，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又收之副王昕使梁还，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乃得释；皆其证。其寻常笨重之货，当仍由民间贩粥耳。
《周书·韦孝宽传》言：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则当北方分裂时，彼此贸迁，亦不利于隔绝矣。
附塞部落，亦贸易多通。库莫奚请市于冯跋。又与魏交易于安、营二州。吐谷浑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突厥以至塞上市缯絮，乃通西魏。
慕容翰之奔宇文归也，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之。还言翰欲来。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刘显之欲杀魏道武也。
《魏书·本纪》言：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慕容永之纳窟咄，道武奔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贺乞援于慕容垂。安同者，辽东胡人。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侍子入洛阳。
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左日右韦）。（左日右韦）灭，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亦商人也。长孙贺亡奔窟咄，同间行达中山。垂遣贺驎步骑六千随之。同与垂使人兰纥俱，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同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驎。当时商贾在北夷中活动之情形可见。
盖惟此辈多往来于各部落中，熟习道路及各地之人情风俗，且多与其酋豪往还，故能知其机事，并可为间谍，可衔使命也。阿那瑰之返国也，其人大饥，相率入塞。瑰表请振给。诏元孚为北道行台，诣彼振恤。
孚陈便宜云：“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可见通易相需之殷。
《南史·河南王传》言：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陶侃之守武昌，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可见近塞部落，皆利交易，南北正无二致矣。
域外通商，所至亦远。《梁书·中天竺国传》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日南、交趾。又扶南王尝遣商货至广州，诃罗陁，元嘉七年，表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可见自南方来者颇多。
《北史·粟特国传》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又可见自西北来者之远也。
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
《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即此一端，已可见西域贸易之盛。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可见凉州富贾之多。
《周书·韩褒传》：除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通商为利之厚。
又《韦瑱传》云：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此又足征西域来者之众也。
齐后主欲为穆后造七宝车，遣商胡（上齐下贝）锦采市真珠于周。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国，仍以经商为事者。
《周书·异域传》言：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则其于国计，亦略有裨益。
然《魏书·食货志》言：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而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蕃客何人，讵非商贾？则其耗费亦不少矣。其干乱政事者：北齐后主宠信胡户。
《恩幸传》言胡小儿眼鼻深险，盖其人虽习华风，形貌则犹未变其深目高鼻之旧也。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言后主昵近凶狡，商胡丑类，擅权帷幄。案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
《魏书·李昕传》：昕为相州刺史，以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得罪，商胡之乱政，又不独宫禁之中，朝宁之上矣。然《隋书·儒林·何妥传》言：其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本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则好任用贾胡者，又不独北方为然也。
《魏书·崔浩传》言：世祖攻蠕蠕，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灭之矣。”世祖殊恨之。此说殊不足信。然北荒多有贾胡，则于此可见。阿伏至罗求击蠕蠕商胡越者，实为衔命，此亦犹安同之为道武使慕容垂。
《宋书·芮芮传》云：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又细胡之伦也。商人之无远弗届，亦可惊异矣。
古者商业未盛，贸易皆有定时定地，《易》称神农氏日中为市；《记》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是也。晋、南北朝之世，久非其时，然人心仍习于旧，故其立市犹有定地，而贸易之盛，亦或尤在农隙之时焉。
《晋书·乐志》：《拂舞歌诗》云：“孟冬十月，北风徘徊。”“耨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此虽沿袭旧说之辞，亦或于当时情景，略有按合也。
《晋书·地理志》：河南郡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
《齐王冏传》，谓其大筑一第馆，北取五谷市。
《隋书·食货志》言：晋过江后，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此皆立市之可考者：然亦非谓市之外遂无贸易，故魏韩显宗称道武“分别士庶，使技作屠沽，各有攸处”，而又病其“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也。无市之处，官为置市，亦足以广招徕。
《晋书·良吏传》言：鲁芝转天水大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是矣。
《宋书·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大守，郡先无市，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置立焉，盖为此也。市皆设官管治，兼司收税。
《隋志》谓江东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齐东昏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然其善者，亦足收平亭之效。
《晋书·陆云传》言：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而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亦无二价是其事。其不善者，乃借以牟利。
《魏书·李崇传》，言其子世哲为相州刺史，无清白状，邺、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是也。
《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司市之职，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此阳慧朗所以为人所疾恶欤？
《齐书·良政传》言：少府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识，此其意原在以才举，然其后不流于聚敛者，殆未之有也。此时商贾之事，尚为士大夫所不齿，故市亦为其所罕到。吕僧珍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尝道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则史以为美谈；李输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则虽商贾，亦共嗤玩之矣。见《北齐书·魏收传》。然又未尝不歆其利，此好立邸店者之所以多也。
《隋书·李德林传》云：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左土右区），为王谦宅替。
开皇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罔，奏以自入。”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臧。”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
后出德林为湖州刺史，犹以罔冒取店为罪状焉。可见店舍为利之厚矣。魏孝武给斛斯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日烹一头，以飨军士，诚不愧武士之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