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一时代中人民生计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费，次知其所入几何，以供此费，为有余，抑为不足？若有余者，其余财用诸何方？而其俗之侈俭可知矣。一切费用，若能均以钱币计算，自为最便。苦于前代，钱之为用，不甚普遍；晋室东渡以后，又南北分离，币制既不统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铸之钱，不得民信，民间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为代之物，又不能画一；故其计算极难也。
语曰：“食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价，而欲知谷价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历代度、量、衡制，略见于正史之《律历志》，然与民间所用，实不甚相符。《隋书》所载晋、南北朝度制，以晋荀勖准《周礼》所造，即所谓晋前尺者，为计算之准。
此尺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王莽时刘歆所造之铜斛尺，后汉之建武铜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较此长七厘。江东所用，谓之晋后尺，当此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民间所用之尺，传诸梁、陈者，当此尺一尺六分四厘，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后三种：前尺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当其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亦即后周民间所用，当其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又有所谓东魏尺者，为高齐所沿用，当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后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等累黍造尺，从衡不定。
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见下。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谓之玉尺。《隋志》云：俗间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与相承一铜籥云是蔡邕铜籥者，校计相符。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当时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
然又云：“平齐后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则玉尺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铁作，俗间名为铁尺。《志》又载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谓“今之铁尺，是大祖遣苏绰所造，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平齐之始，已用宣布，因而为定，弥合时宜”，则铁尺初非取诸宋氏。不知周氏讳言之而妄云为苏绰所造邪？抑绰之所造，实取正于上国也？《志》又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则其尺亦未尝行也。
量法：《隋志》引魏刘徽《九章商功注》：谓王莽铜斛，当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五年十月，准为铜升，班之天下。依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
称法：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称。案魏孝文、齐神武、周武帝，皆有厘正度、量、衡之举；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尤为旷然一大变革；然实皆未行。
《魏书·本纪》：大和十九年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
《北齐书·本纪》：天平三年八月，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周书·本纪》：建德六年八月，议定权、衡、度、量，班于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
《隋书·本纪》：大业三年四月，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
案《魏书·张普惠传》：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万姓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重，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其在库绢、布并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
后普惠表论时政得失，又以审法度、平斗尺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为首。二人之论，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不过二十年耳。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大和之诏，初未尝行也。
《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頠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
《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
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
《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
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
魏大和五年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悬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铢钱。三年，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
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
《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
《志》又云：“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
《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
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浸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
《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缺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
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奸。”
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
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
《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具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流，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
金、银为用不广，钱又不足于用，所资以交易者，实惟谷、帛为多。宋世周朗，亦主废钱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不患其难。”可见北多用帛，南多用谷。
欲计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长、广。《宋书·律志》谓“布幅广二尺七寸，四十尺为匹”，较《汉书·食货志》所云“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者少广。《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则与《汉志》符同。又云：“六十匹为一端。”案大和班禄之先，户以九品混通，各调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详见第三节。一匹二丈，则六十尺。盖因有是调，乃有一端之称也。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则多言绢、布，盖以绢为丝织之总名。
《北齐书·李元忠传》云：元忠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缣，又载世宗书辞曰：“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缣，下言绢，其明征矣。是时铜钱日少，故绢价日廉。《晋书·石勒载记》：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百姓私买，则中绢四千，下绢二千。
魏大和十九年行钱，内外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铸五铢，官欲贵钱，出藏绢，分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盖官卖止收好钱，私市兼收恶钱。普泰元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则利于多取，其时绢价未必至是也。
《北史·房谟传》云：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可见四百为多取也。自石勒之时，至于魏世，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亦颇与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载谷价，多在饥荒丧乱之时，实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
晋、南北朝谷价异常者：《惠帝纪》：元康七年七月，关中饥，米斛万钱，时直齐万年之乱。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时直张方之乱。
《怀帝纪》：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时刘曜、王弥陷京师。
《愍帝纪》：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时刘曜自前月逼京师，《成帝纪》：咸和四年正月，苏峻子硕攻台城，城中大饥，米斗万钱。
《魏书·僭晋传》云：谷石数万。咸康元年，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
《石季龙载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
《吕光载记》：光之称酒泉公，谷价腾踊，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之将亡也，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十余万。《魏书》本传同。
《秃发氏载记》云：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其尚书左丞婆衍（上山下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则尚未至如《隆载记》所言之烈。盖其初危急时，与后极困弊时，谷价又有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