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世，崇尚门阀之风极盛。论其事者，以唐柳芳为最详，今录其辞如下：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所记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
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官，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
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桀，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分别贵贱、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
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
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大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大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昏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昏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昏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敝，则失其所尚矣。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昏者人道大伦。
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唐书·儒学·柳冲传》。据其所说，魏、晋已后士庶之别，实原于古封建之世。
封建之世，士庶之别，本自厘然，秦并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其等级业已夷灭。汉高祖起徒步，有天下，亦未尝复张其焰。然此特法律如是。古士庶之别，在民间实不得遽泯；而强宗大家，尤为人所尊敬，则政令初无如之何。惟习为故常之事，每为论议记载所不及，故后之读史者，遂觉两汉之世，社会平夷无等级耳。
东汉季世，九域分崩，如蜩如螗[1]，如沸如羹，士流播迁，皆失其所。凡在一地方习为人所尊敬者，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乃不得不高标郡望，以自矜异。亦会其时，五胡云扰，异族纷纷，入据中国，神明之裔，耻胤胄之殽杂，而欲明其所自出者，亦或有之。然其关系，恐尚较本族之中士庶之别为浅。以当时人士，区别士庶之见颇深，而民族之义，则尚未昌明也。此等风气，使无法令以助长之，维持之，亦或不旋踵而灭，而九品中正之制，适起于此时；他法令之区别士庶者，又随之而俱起；则虚声与实利相合，而其势益盛，而其阅时亦益久矣。
然社会组织，既与封建之世殊科，区区政令之力，又安能逆之而行？胙土之制既废矣，同出一祖者，已不复能相维相系，安得不尚外族而后本宗？官人必取其才，安能常先嫡长而后庶孽？有权利者必为人所附，安得不崇冠冕，右贵戚；崇冠冕、右贵戚矣，略伉俪慕荣华，徇势利忘礼教之弊，又安得而不作乎？犹欲如封建之世，以士族为国之桢干，民之表率，安可得哉？乔木世臣，自孟子已慨其无有，况于千载之后乎？柳芳之见，亦适成其为柳芳之见而已。晋、南北朝之世，盖古封建遗孽回光返照之时也。
其所以能为是回光返照者，实以其冯藉政权之故。政权之冯藉，自以选举为大。《魏书·刘昶传》：高祖临光极堂大选，曰：“朝因月旦，欲平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今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韩麒麟传》载高祖与其子显宗及李冲、李彪等论议，其意亦同。孝文虽渴慕中华，究系虏主，而其言如是，中国人之见解，可以概见。
斯时操选举之权，史称其能不偏于贵胄者，固非无人，然因“家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者，《梁书·王暕传》谓暕之语。恐实多矣。
贵胄出身既优，《晋书·阎缵传》：园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间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
《梁书·张缅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
《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
《梁书·王筠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将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
《北史·穆崇传》：孝文欲以崇玄孙弼为国子助教，弼辞以为屈。帝曰：“朕欲敦厉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沈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帝曰：“朕与卿作州督，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帝所知。此皆贵胄出身习于优异之事。
《梁书·王僧虔传》：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支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是贵胄之中、又有高下也。
《齐书·王晏传》：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议谥，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已来不加素族。”则并虚名亦不相假矣。
《梁书·文学传》：庾于陵拜大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可见族望逊者膺清选之难。入官之年又早。
《梁书·武帝纪》：上表请立选簿云：“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实巨蠹，尤宜刊革。”然天监四年正月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齿。”则其制实未革也。《张缅传》：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大守，时年十八；缅弟缵，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可见贵胄出仕之早。
庶族则虽抱异才，执政柄，仍为人所轻视；《晋书·张华传》：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蔡兴宗之位望，不为不高，然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则当时庶族，虽居高位，握重权，其分望究与贵胄有异也。齐高帝大渐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而梁王琳谓李膺曰：“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宜矣。
《齐书·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可见庶族之自视欿然也。其平流而进者，则内而丞、卿、曹掾，《魏书·张普惠传》：任城王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良吏传》：窦瑗，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与轻之。《北史·赵隐传》：齐文襄为尚书令，沙汰诸曹郎，隐以地寒被出。按隐即彦深，避齐庙讳，以字行。《吕思礼传》：普泰中，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
外而州郡佐吏，《晋书·石苞传》：孙铄，河内怀人也。少为县吏。大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
《郭奕传》：咸宁初，迁雍州剌史。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
《忠义传》：易雄，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
《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子原平。会稽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蔡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上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又：吴逵，大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
《梁书·杨公则传》：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北史·贾思伯传》：弟思同，初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
《苏绰传》：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剌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
《文苑传》：樊逊，字孝谦，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邪？”逊曰：“家无荫第，不敢当此。”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案《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正月朔，诏凡诸郡国，旧邦族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七年，二月，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此所搜荐者，亦必多衣冠中人。
《齐书·王琨传》：琨出为会稽大守、本州中正。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当时贵胄之与寒贱，出身之优劣，岂可以道里计邪？亦无不为人所挤排。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六月，诏曰：“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而韩显宗上言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第，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可见门尽州郡之高为实语，才极乡闾之选为虚言矣。秀孝察举，虽不限于未仕，究以未仕及仕而未达者为多，其为门望所占如此，寒贱宁复有奋扬之路？
梁初钟嵘上言：吏姓寒人，惟当听极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陈世，章华以素无阀阅，遭朝臣排抵，除大市令。见《陈书·傅縡传》。魏孝文以李彪为秘书令，至特为之下诏。寒族登进之艰可知。若夫执技事上之流，限其所至之途尤酷。
魏大和元年诏：户内有工役者，惟止本部丞已下，不得或染清流，已云酷矣，甚至如真君五年之诏：百工技巧、驺卒子息，不听私立学校，连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并其乡学之途而绝之焉。蒋少游因工艺自达，高允、李冲皆右之。高祖、文明大后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少游卒不迁移。张景仁实强毅有为，而史谓其“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讥议之意显然。
《颜氏家训·杂艺篇》言：吴郡顾士端父子，彭城刘岳，并妙丹青。士端父子，常被梁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岳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岂见此耻？又言琴足畅神情，惟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当时士大夫，视曲艺之士，为何如哉？
世业之制破，则职业无复制限，人得尽其才性，以各赴其所长，此实古今之一大变，今之远胜于古者也。乃至南北朝之世，犹有欲行管子四民异居之说者，泥古而不察实，亦足异矣。
魏孝文之迁洛也，韩显宗上言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大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称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原，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缺盛美？”其言所就系于所习，诚与今教育家言教育当改造环境之义合，然百工伎作，何故当限其所至？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又岂易强之以其所不欲，以就世业邪？
当时高门，皆不服役，故籍有黄白之别，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黜越为役门。
元嘉二十四年，启大祖求复次门。许之。所谓次门，盖尚克邀免役之宽典者也。兵亦役之一，故军户亦为贱辱，别于论兵制时详之。又刑罚亦因贵贱而异施。《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曰：“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诒愆，最合从网。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宗。”此法同而用之有异者也。
《幸臣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魏书·源贺传》：贺子怀，景明二年，征为尚书左仆射。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2]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役。源奏曰：“守宰犯法，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案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书奏，世宗纳之。此等则立法亦有偏颇矣。
车服之殊，古本用以别贵贱。当时之人，既视士庶等级，判然不同，则其视车服之殊，自亦以为应然之事。
《晋书·良吏传》：王宏，大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绩。《齐书·明帝纪》言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
《梁书·良吏传》：沈瑀起为余姚令。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邪？”悉使著芒（上尸下侨）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相榜棰。史言：“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可见当时视此等度制，不以为非，故怨家不得而中之也。
张祚禁四品已下不得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苻坚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国卿。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国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冯跋吏部尚书马弗勤。弗勤以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跋虽原马弗勤，而以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命东市考竟。则虽偏隅小国，法令且甚峻切矣。
车服既殊，起居动作之间，庶族自不得与贵胄并。《齐书·东昏侯纪》言：帝每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则其本有辨可知。《梁书·文学传》：王籍以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则当时士大夫徒行者甚少。杨晫以陶侃州里，与同乘见顾荣，而人讥其与小人共载，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