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斯言也，观于梁世而益信。

南北朝时，南北兵争，论者皆谓北强南弱，其实不然。当时兵事，南方惟宋元嘉二十七年一役，受创最巨，然魏亦无所得。此后宋明帝之失淮北，齐东昏之失寿春，皆内乱为之，非魏之力征经营也。梁武得国，魏政日衰，继以内乱。

自此至东西分裂，凡三十三年；至高欢死，侯景叛魏，则四十六年。此数十年，实为南方极好之机会。生聚教训，整军经武；恢复国土，攘除奸凶；在此时矣。乃不徒不能发愤为雄，并政刑亦甚废弛，致有可乘之机会而不能乘，而反以招祸，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梁武帝之为人也，性甚恭俭，亦能勤政恤民，《梁书·本纪》云：帝“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后宫衣不曳地，旁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历观古昔，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此非虚语。又其敕责贺琛自述之辞，虽或过实，亦必不能全虚也。

然实非政事之才，故绝不能整饬纲纪。其时散骑常侍贺琛，尝启陈事条，读之最可见当时政俗之弊，今节录其辞如下；其一事曰：“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凋流，而阙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1]，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

“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致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

“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2]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

案流移之弊，当时实为极甚。天监十七年，正月朔，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缺，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灭，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

其后大通元年，大同元年、十年，中大同元年，大清元年，皆有逋叛流移，听复宅业，蠲课役五年之诏。

而大同七年，诏曰：“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能假与豪家”。

又诏：“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

先是天监七年，已有“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普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左火右气）者，可悉开常禁”之诏。

及大同十二年，又诏：“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其求民瘼，未尝不勤。

然《南史·郭祖深传》，载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言“朝廷擢用勋旧，为三垂州郡。不顾御人之道，惟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之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则所以致民流移者，实即当时之官吏也。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况又有害之者乎？

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才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见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虽庶贱，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目，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

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藻棁[3]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无事，必能使国丰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行，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冶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损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

“及国容戎备，在昔宜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冶，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

“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自普通已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凋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

观其言，当时政俗之弊，略可见矣。

《梁书·良吏传》曰：“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

“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輶轩，以省方俗。

“《本纪》：帝即位之后，即分遣内侍，周省四方。天监三年，六月，又诏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置肺石以达穷民。

“《本纪》：天监元年，诏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大政侵小，豪门陵贱；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六年，诏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

“大同二年，诏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政事不便于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隐。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后，以为永准。务加隐恤，舒其急病。

“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采，无珠玑锦绣。大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以俭先海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

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帝之志在恤民，盖无疑义。然徒法不能自行。

当时后军参军郭祖深，又尝诣阙上封事，言“愚辈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大过，驭下大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人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则帝于督责之术，实有所末尽也。

《魏书·岛夷传》曰：“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虽敌国诽谤之辞，亦不能谓其全属子虚也。

帝所任者，周舍、徐勉。舍豫机要二十余年，性极俭素，身后更蒙褒奖。勉当王师北伐时，候驿填委，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而亦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可谓股肱心膂之臣。

然终不能有裨于时者，盖其所为，亦不免贺琛所谓以深刻为能，绳逐为务，即能尽其用，已不克大有所为，况帝又宽纵于上乎？周舍卒后，朱异代掌机密，《南史·朱异传》云：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见幸。

《敬容传》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简文频于玄圃，自讲老、庄，学士吴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氏丧乱，颇由祖尚虚玄，胡贼遂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免职出宅，无余财货。其为人，亦可谓庸中佼佼者，然亦不过能应簿书期会而已。周舍卒于普通五年，徐勉卒于大同元年。

居权要二十余年，徒以善窥人主意旨，曲能阿谀闻，而又贪冒财贿，《南史》本传，言其产与羊侃相埒。《恩幸传》云：陆验、徐驎，并吴人。验，朱异故尝有德，言于武帝拔之，与驎递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观下引鱼弘之事，可谓文臣武将，取之各有其道矣。遂酿大清之祸。

盖帝至晚岁，实已耄荒，而又不免于自满，国内、国外，情形如何，实非所深悉也。贺琛书奏，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其辞多自辩白，实则饰非拒谏而已。（左讠右也）（左讠右也）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尚安能自闻其过哉？郭祖深言：当时“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好谀恶直者，固势必至此也。《魏书·岛夷传》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朝臣左右，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此其所以招侯景之祸也。

当时将帅，亦极骄横。羊侃可谓乃心华夏者，侯景作乱，台城被围时，守御惟侃是杖，亦可谓有将帅之才。然史言其豪侈，乃殊出意计之外。《南史·侃传》云：性豪侈。善音律。姬妾列侍，穷极奢靡。初赴衡州，于两艖?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绣。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

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以贺琛之言衡之，其所费为何如邪？衡州，梁置，治含洭，在今广东英德县西。

夫侃，晚而归国；其归国也，乃在败逋之后；势不能多有所携，而其富厚如此，何所取之，实不能令人无惑。观于鱼弘之贪暴，《南史·弘传》：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而知当时武将之剥民，或更甚于文吏矣。此等人，尚安能驱之使立功业哉？

帝于诸王，宽纵尤甚，遂为异日之祸根。帝八子：长昭明大子统，以天监元年立，中大通三年卒。有五子：曰华容公欢，曰枝江公誉，曰曲江公詧，曰（上敕下言），曰鉴。次子豫章王综，实齐东昏侯子也。三子晋安王纲，昭明大子母弟也。

昭明大子之薨，帝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乃决立纲为大子。而封欢为豫章郡王，誉为河东郡王，詧为岳阳郡王，（上敕下言）为武昌郡王，鉴为义阳郡王，以慰其心。昭明大子母曰丁贵嫔，以普通七年卒。

《南史·大子传》曰：大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帝，言大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

宫监鲍邈之、魏雅，初并为大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帝云：雅为大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惟诛道士。由是大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大子冤，挥泪诛之。案此事为《梁书》所无。不足以消弭争端，而复授以争夺之资，同室操戈之机，伏于此矣。第四子曰南康简王绩，第五子曰庐江威王续，并先帝卒。绩卒于大通三年，续卒于中大同二年。第六子曰邵陵携王纶。第七子曰湘东王绎，即元帝也。第八子曰武陵王纪。

史惟于绩无贬辞。于续即言其贪财，而纶悖戾尤甚。《南史·纶传》：普通五年，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厮隶。尝问卖?者曰：“刺史何如？”对者言其躁虐。纶怒，令吞以死。

自是百姓皇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著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帝始严责。纶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愈甚。乃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棰之于庭。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轜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大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大通元年，复封爵。中大通四年，为扬州刺史。纶素骄纵，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外门里合）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台续使少府市采，经时不能得。敕责，府丞何智通具以闻。因被责还第。恒遣心腹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于路寻何智通。于白马巷逢之，以矟刺之，刃出于背。智通以血书壁作邵陵字乃绝。

帝悬钱百万购贼。西州游军将宋鹊子条姓名以启。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于内人槛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骁勇，逾墙突围，遂免。纶锁在第。昙粲并主帅领仗身守视，免为庶人。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

后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坐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大为武帝所赏，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旬日间，拜郢州刺史。

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及庐陵之没，纶觖望滋甚。于是伏兵于莽，用伺车驾。而台舍人张僧胤知之，其谋颇洩。又纶献曲阿酒百器，上以赐寺人，饮之而毙。上乃不自安，颇加卫士，以警宫内。而纶亦不惧。帝竟不能有所废黜。

案《南史》言诸王之恶，多为旧史所无；其中邵陵王纶，当侯景难作后，差能尽忠君父，而史乃言其再谋弑逆；故颇有疑其不实者。然其辞必不能尽诬。而帝之宽纵，又不但己子，于昆弟，于昆弟之子，无不如是者。

史所载者：如临川静惠王宏，《南史·本传》云：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忆。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贳之。

十七年，帝将幸光宅寺，有士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帝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帝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宏顿首曰：“无是无是。”于是以罪免。而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拟于齐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好食鲭鱼头，常日进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后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宏未几复为司徒。普通元年，迁大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

七年，薨。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

上佗日送盛馔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惟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邱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便呼后（外门里合）舆，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颜色怖惧。上意弥言是仗。屋屋检视。宏**钱，百万一聚，黄（左片右旁）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

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宏又与帝女永兴主私通。因是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帝尝为三百斋，诸主并豫。

永兴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逾阈失屦，（外门里合）帅疑之，密言于丁贵嫔。欲上言，惧或不信，乃使宫帅图之。帅令内舆人八人，缠以纯锦，立于幕下。斋坐散，主果请间。帝许之。主升阶，而僮先趋帝后，八人抱而禽之。帝惊，坠于扆。搜僮得刀。辞为宏所使。帝秘之。杀二僮于内。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帝竟不临之。宏性好内乐酒，沈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如南平元襄王伟，《南史·本传》云：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如临贺王正德，临川靖惠王子。《南史·本传》云：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以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大子，正德还本。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快。

普通三年，奔魏。魏不礼之。又逃归。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潮沟有董当门子暹，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

后正则为劫杀沙门徙岭南死。洪为其父奏系东冶，死于徙。暹坐与永阳王妃王氏乱诛。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虐不革。六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伐，辄弃军走，为有司所奏，下狱，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未至，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

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正则，正德弟也。恒于第内私械百姓令养马。又盗铸钱。

大通二年，坐匿劫盗，削爵，徙郁林。与西江督护靳山顾通室。招诱亡命，将袭番禺。未及期而事发，遂鸣鼓会将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正德败逃于厕。村人缚送之。诏斩于南海。番禺，南海郡治，亦广州治。其罪恶无不骇人听闻。有一于此，纲纪已不可问，况其多乎？帝之不诛齐室子孙，颇为史家所称道，事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

《廿二史劄记》曰：“宋之于晋，齐之于宋，每当革易，辄取前代子孙尽殄之。梁武父顺之，在齐时，以缢杀鱼复侯子响事，为孝武所恶，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赞齐明帝除孝武子孙以复私仇，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后其兄懿又为明帝子东昏侯所杀，故革易时亦尽诛明帝子以复之，所谓自雪门耻也。至于齐高子孙，犹有存者，则皆保全而录用之。”又云：“高、武子孙，已为明帝杀尽，惟豫章王一支尚留。”

案齐明帝十一男：长巴陵隐王宝义，次东昏侯，三江夏王宝玄，五庐陵王宝源，六鄱阳王宝寅，八和帝，九邵陵王宝攸，十晋熙王宝嵩，十一桂阳王宝贞。史云余皆早夭，谓第四、第七二皇子也。东昏侯、和帝外，宝玄为东昏侯所杀。宝攸、宝嵩、宝贞，皆以中兴二年见杀。宝玄亦死于是年，史书薨，然恐实非良死也。宝寅奔虏。宝义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七年薨，盖以幼有废疾，故独得全也。宝攸，《南史》本传作宝修，《本纪》亦作宝攸。

然其纵恣亲贵，诒害于民如此，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义衡之，觉列朝之诛戮功臣、亲贵者，其流毒，反不若是之巨矣。

帝之诒讥后世者，为信佛法。其实信佛法而无害于政事，初未足以召乱，帝之所以召乱者，亦以其纲纪之废弛耳。

郭祖深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侈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僧尼之害治如此，崇信之者，复何以为国哉？

帝之学问，在历代帝王中，自当首屈一指。当其在位时，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

史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本纪》赞。良亦有由，然粉饰升平之为，终非所以语于郅治之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