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在雍州，颇饬武备，《本纪》云：至襄阳，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沈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及建牙，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

然其地距建业远，且荆、郢扼其冲，使荆、郢与建业同心，武帝虽有雄图，亦未必能有所为也。乃荆州旋与之同，而风云遂急。此则当时事势之艰难，不能不为身当其局者扼腕者矣。

萧懿之死也，东昏侯先遣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刘山阳，领兵三千，就萧颖胄共袭雍州。颖胄者，高帝从祖弟赤斧之子。时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颖胄为长史，行府、州事。

《齐书·颖胄传》云：梁王将起义兵，虑颖胄不识机变，遣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或劝同义举。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迟回十余日不进。梁王复遣天虎（上齐下贝）书与颖胄，陈设其略。

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义举。颖胄乃与梁王定契。斩天虎首，送示山阳。发百姓牛、车，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十一月十八日，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伏兵斩之。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

《梁书·颖胄传》云：山阳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呼席阐文、柳忱闭斋定议。

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

忱亦劝焉。《忱传》语意略同。既畏襄阳，复虞建业，此为荆州同雍之实情，而山阳之畏懦不前，亦有以授之隙。

《梁书·本纪》云：高祖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上齐下贝）书与颖胄兄弟。谓张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书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疑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一似颖胄、山阳，全落武帝度内者，此则夸侈附会之辞，非其实也。

颖胄既杀刘山阳，乃传檄京邑，声东昏侯之罪。以梁武为左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

《梁书武帝纪》：颖胄使告高祖：时月失利，当须来年二月，乃可进兵。高祖答以“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一时骁锐，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

然高祖实仍至明年二月，然后进兵。

而《纪》又载曹景宗及王茂，劝迎南康王于襄阳然后进军之说，则荆、雍兵之东下，并不甚速，且二州间亦不无猜疑，惜乎东昏之无以乘之也。

永元三年，即和帝中兴元年。宝融称相国。三月，称帝于江陵，是为和帝。以颖胄为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

梁武帝以二月发襄阳。以王茂、曹景宗为前军。时张冲为郢州刺史，东昏遣薛元嗣等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竟陵大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留守鲁山。

僧寄谓冲曰：“臣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荫其树者不折其枝，实欲微立尘效。”冲深相许诺，共结盟誓。乃分部拒守。冲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冲置陈据石桥浦。茂等与战，不利。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以袭西阳、武昌。

梁武言：汉口不阔一里，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乃命王茂、曹景宗济岸，与荆州所遣邓元起等会于夏首，而自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游遏江中，绝郢、鲁信使。

三月，张冲卒，众推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荆州又遣萧颖达领兵来会。颖达，颖胄弟。五月，东昏遣吴子阳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上齐下贝）颖胄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

高祖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厌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搤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

“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已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

“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诒其忧？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诒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静镇之耳。”此言缘饰非事实。

《南史·吕僧珍传》言：武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则当时实有情见势绌者。盖武帝之顿兵汉口，非徒与敌争锋，亦欲自通运路。

济师益馕，持此为枢，势固不容轻释。然顿兵坚城，实犯兵家之忌。敌军援至，锐气方新，决战既无必胜之机，出奇又苦兵力不足。使不能一战而胜，成败正未可知也。

子阳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州带水，筑栅垒以自固。加湖，《南史·韦叡传》作茄湖，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房僧寄死，众推助防张乐祖代之。

七月，高祖命王茂等袭加湖。子阳大溃，窜走。众尽溺于江，茂虏其余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张乐祖、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先是东昏遣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加湖之捷，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说伯之。反命，求未便进军。

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

八月，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梁书·张弘策传》曰：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直指京邑。以计语弘策。弘策与高祖意合。又访宁远将军庾域，域又同。乃命众军即日上道。按是时兵势已强，下流之兵，新遭摧挫，卒难更集，风利不泊，愚智所知，断无顿兵不进之理，盖颖达等皆为荆州，不欲高祖遽成大功也。

伯之收兵，退保湖口，鄱阳湖入江之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高祖至，乃束甲请罪。于是上流兵势，如风利不得泊矣，其关键，实全在加湖一战也。

时外患未平，而内乱又作。张欣泰者，兴世子。崔慧景围城，欣泰入城领军守备。东昏侯以为雍州刺史。欣泰与弟欣时密谋，结大子右率胡松，前南谯大守王灵秀，南谯，宋郡，在今安徽巢县东。直（外门里合）将军鸿选等十余人并同契。

会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茹法珍、梅虫儿及大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等相送中兴堂。宋孝武帝即位新亭，改新亭曰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坐斫杀元嗣、明泰。虫儿亦被创。居士逾墙得出。法珍散走还台。

时明帝第六子建安王宝寅镇石头，灵秀往迎，率城内将吏、见力，载向台城。至杜姥宅，城上人射之，众散。欣泰初闻事发，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处分，必尽见委，表里相应，因行废立。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选在殿内，亦不敢发。

少日，事觉，欣泰、松等皆伏诛。宝寅逃亡之曰，戎服诣草市尉。胡三省曰：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尉司察之。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帝笑，复其爵位。

江州既破，梁武帝遂乘胜东下。时东昏侯以申胄监豫州事，屯姑熟。张瑰镇石头。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

九月，梁武前军次芜湖，申胄弃姑熟走。军东进，李居士迎战，败绩。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战被禽，余众散走，退保朱爵，即朱雀门。冯淮以自固。十月，东昏侯遣王珍国三万人陈于航南。珍国，广之子，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梁武兵起，召还京师。三万人据《齐书·东昏侯纪》。《梁书·武帝纪》云十余万人，乃侈辞也。开航背水，以绝归路。又败绩。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

后至者乘之以济。朱爵诸军望之皆溃。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实甲七万。亦据《东昏纪》。《梁书·武帝纪》云：有众二十万。梁武命诸军筑长围。时张稷以侍中兼卫尉，都督城内诸军，稷，瑰之弟。王珍国结其腹心直（外门里合）张齐以要之，稷许诺。

十二月，珍国于卫尉府勒兵入弑帝，奉首归梁武。时年十九。和帝之立，遥废帝为涪陵王，至是，又以宣德大后令，废为东昏侯。胡三省曰：荆、雍在西，谓帝以昏虐居东。

南北朝时，史所言无道之主甚多，其胪举罪状，连篇累牍，尤未有若东昏之甚者，然其见诬亦恐最甚也。

史所言者：曰好弄而荒于政事也。《南史·本纪》云：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又云：自江祏、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阉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

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才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忽遽而罢。又云：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

帝小有得失，潘则予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外门里合）内不得进实中获。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裈著缘丝（上尸下侨），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

曰四出游走也。《南史·纪》又云：大子所生母黄贵嫔早亡，令潘妃母养之。拜潘氏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著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缚矟。又有金银校具、锦绣诸帽数十种，各有名字。戎服急装，缚袴上著绛衫，以为常服。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要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湿，织杂采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

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玳瑁帖箭。每出，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

又云：陈显达卒，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

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吏司奔驱，叫呼盈路，打鼓蹋闱，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

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

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绕宛转，周遍都下。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疾患困笃者，悉??移之。无人??者，扶匐道侧，吏司又加捶打，绝命者相系。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无不**尽。工商莫不废业，樵苏由之路断。至于乳妇、昏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至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

前魏兴大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如此非一。又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当产不去，帝入其家，问何独在？答曰：“临产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长秋卿王儇病笃，不听停家，死于路边。

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狈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藏朱雀航南酒垆中，夜方得羽仪而归。喜游猎，不避危险。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

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 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故贵人富室，皆数处立宅，以为避围之舍。每还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后得反，禁断又不即通，处处屯咽，或泥涂灌注，或冰冻严结，老幼啼号，不可闻见。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长围。及建康城见围，亦名长围，识者以为谶焉。

曰宫室、服御，恣为骄奢，因兴苛敛也。《南史纪》又云：三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 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大极殿得全。内外叫唤，声动天地。帝三更中方还，先至东宫，虑有乱，不敢便入，参觇审无异，乃归。其后出游，火又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

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

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连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

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瑠璃？”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欺倍。琥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都下酒租，皆折输金，以供杂用。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大乐主衣杂费。

由是所在塘渎，悉皆隳废。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缞。百品千条，无复穷已。亲幸小人，因缘为奸，科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为输送。守宰惧威，口不得道，须物之虑，以复重求。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诸市买，事皆急速，催求相系。吏司奔驰，遇便虏夺。市廛离散，商旅靡依。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当署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卒无一生。

于是征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置之。大树合抱，亦皆移掘。插叶系华，取玩俄顷。刬取细草，来植阶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纷纭往还，无复已极。山石皆涂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象。明帝时多聚金宝。至是金以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买金，不问多少，限以贱价，又不还直。

曰赋役严急也。《南史·纪》又云：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上广下阴）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征求。皆出百姓。

曰迷信鬼神也。《南史·纪》又云：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谘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师巫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后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向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尚等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县首苑门上。

曰不接朝士，乐近鄙人，群小恣为威福也。《南史·纪》又云：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又云：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群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或云寄附隐藏，复加收没。计一家见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男口必杀。

帝年未弱冠，好弄容或有之，然必不至如史所言之甚。果如所言，则是童（左马右矣），岂能诛戮宰执，翦除方镇？《齐书·江祏传》：祏既死，帝于后堂骑马致适，顾谓左右曰：江祏若在，我当复能骑此否？不能免于好弄，而亦未至于不可谏诲，东昏之为人，大致如此。

四出游走，害至如史所言之烈，京师岂复可一日居？以当时之裂冠毁冕，习为故常，其见弑，何待兵临城下之日？宫室、服御，恣为奢侈，岂特东昏一人？文惠之孔雀裘，史固言其过于雉头。其东田之华美，恐亦非东昏诸宫殿之比矣。

《王敬则传》言：敬则为会稽大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武帝许之，此与东昏下扬、南徐二州桥航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何异？赋役严急，恐自明帝已来即然。尼媪纷纭，群小恣横，亦不自东昏始。

《纪》言帝初任徐世檦为直（外门里合），凡有杀戮，皆其用命，后稍恶其凶强，遣禁兵杀之，然则帝所用小人，或且自除之也。要之，史于帝之所为，皆附会为罪状；明明人所共有之事，于帝则指为罪大恶极；此真所谓文致。

然其锻炼并不甚工。如云：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曰：“拟作殿。”竟不与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昼夜不休。

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须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此岂似能坚守围城者之所为？且与他诸奢侈之事，何由相容乎？

帝之性，盖颇近材武；《南史·纪》言：帝甚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皆可见其材武。围城之际，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亦非怯弱者所能为也。而其作事，亦能敏以赴机，《纪》云：明帝临崩，属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案此亦由以近事为殷鉴使然也。

故宰执竟为所斩艾。然方镇又相继背叛，荆、雍厚集其力，合从缔交，则其势实有不易抗者，帝之亡，亦非战之罪也。遥光之死，罪不及孥，宝夤见胁，亦遭宽释，宝玄、昭胄，则固罪有应得也。

崔慧景之败也，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其措置实颇有思虑。郢、鲁二城，死者相积，竟无叛散，时以张冲及房僧寄比臧洪。席谦镇盆城，闻梁武兵东下，曰：“我家世忠贞，陨死不二。”为陈伯之所杀。《齐书·张冲传》。马仙琕为豫州刺史，梁武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琕斩以徇。

梁武兵至新林，仙琕尚持兵于江西，日抄运漕。建康陷，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凡此效忠者之多，固不必悉由东昏之善用，然亦可见其非不可辅。加湖未捷之际，西师实颇蹈危机，一时败亡之君，支持危局，未有若是其坚凝者，正未可以成败论也。

萧颖胄之起兵也，遣杨公则下湘州。公则留长史刘坦行州事，而身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

时义阳大守王抚之天门大守王智逊，武陵大守萧强等，并不从命，颖胄遣吉士瞻讨平之。巴西大守鲁休烈，巴束大守萧惠训亦不从。

颖胄遣刘孝庆进峡口拒之。为休烈及惠训子璝所破，进至上明。江陵大震。颖胄驰告梁武：宜遣公则还援。梁武不听。颖胄遣蔡道慕屯上明以拒之，久不决。颖胄忧虑成气，十二月，病卒。

《梁书·柳忱传》云：郢州平，颖胄议迁都夏口，忱谏以为巴峡未宾，不宜轻舍根本，摇动民志。颖胄不从。俄而巴东兵至硖口，迁都之议乃息。论者以为见机。

盖当时荆雍之间，亦未尝不相忌，梁武之必厚集其力而不肯分兵，或并非但虞郢、鲁二城也。梁武之下也，留弟伟守襄阳，而以杜陵人韦爱为司马。秦杜县，汉曰杜陵。时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魏兴大守裴师仁。齐兴大守颜僧都，齐兴、始平二郡，皆侨治武当。并据郡不受命，举兵将袭雍州。州内惊扰。爱素为州里所信服，乃推心抚御，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和帝司马夏侯详，与萧颖胄同创大举，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时为尚书仆射。建议征兵雍州。遣卫尉席阐文往。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弟憺赴之。璝等闻建康将下，皆降。详又让荆州刺史于憺，荆州遂折而入雍。东昏侯之死也，宣德大后令：以梁武帝为大司马，录尚书事，扬州刺史，承制。

中兴二年，正月，后临朝。二月，湘东王宝晊兄弟有异谋，被杀。安陆昭王缅三子：宝晊，宝览，宝宏。《齐书·本传》云：东昏废，宝晊望物情归之，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首诣梁王，宣德大后临朝，以宝晊为大常。宝晊不自安，谋反。兄弟皆伏诛。

《南史·王亮传》：亮为尚书左仆射。东昏遇杀，张稷等仍集亮于大极殿前西钟下坐议。欲立齐湘东嗣王宝晊。领军王莹曰：“城闭已久，人情离解，征东在近，何不谘问。”张稷又曰：“桀有昏德，鼎迁于殷，今实微子去殷，项伯归汉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床。乃遣国子博士范云东昏首送石头。又杀邵陵王宝攸，明帝第九子。晋熙王宝嵩，明帝第十子。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鄱阳王宝寅奔虏。和帝东下，至姑熟，禅位于梁。旋死，年十五。

初萧颖胄弟颖孚在京师，庐陵人修灵祐，窃将南上，于西昌县山中，聚兵二千袭郡。此据《齐书》。《梁书·萧颖达传》云：颖孚自京师出亡，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至庐陵，景智及宗人灵祐与起兵。西昌，吴县，今江西泰和县。

内史谢纂奔豫章。颖孚、灵祐据郡求援。颖胄遣范僧简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简进克安成，以为内史，颖孚为庐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东昏遣军主彭盆、刘希祖三千人受陈伯之节度，南讨二郡，仍进取湘州。颖孚走。

希祖至安成，僧简见杀。颖孚收散卒据西昌。谢纂又遣兵攻之。颖孚奔湘州，寻卒。希祖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此据《梁书·刘坦传》。始兴，《齐书·萧颖胄传》作湘东。湘部诸郡并起。僧粲遣军袭湘州，西朝行事刘坦拒之，屡战不胜。及闻建康下，僧粲散走，乃斩之。杨公则还州，群贼乃散。刘希祖亦以郡降。

陈伯之本为劫盗，后随王广之。建康平，遣还镇。伯之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汉诸暨县，吴改名永兴。戴永忠并有旧。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京师之薄行者。齐末为扬州西曹，遇乱居闾里。时轻薄互能自致，惟緭不达。

高祖即位，緭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緭，坚拒之。緭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

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伯之子虎牙，时为直（外门里合）将军，高祖手疏龙符罪，亲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

高祖又遣代邓缮。伯之并不受命。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代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赞成之。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建安王，宝寅。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今江苏六合县。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时天监元年五月也。

高祖遣王茂讨伯之。伯之趣豫章，大守郑伯伦坚守。伯之攻之，不能下。茂前军至，伯之表里受敌，败走。伯之之叛也，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及是，伯之间道亡命出江北，与虎牙及褚緭俱入魏。

四年，临川王宏北讨，命记室邱迟与伯之书，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来归。《纪》在五年三月。虎牙为魏人所杀。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大守。魏始平郡，当在今陕西境。日日行猎，堕马死。一怒而北走胡、南走越者，可以鉴矣。

刘季连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又严愎酷狠，郡县多叛乱。季连讨之，不克。高祖遣送季连弟及二子喻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

高祖以邓元起为益州剌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时薄之。元起典签朱道琛，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季连欲杀之，逃免。

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耗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复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

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于元起也，益愤懑。遂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

天监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连遣将拒战，互有得失。久之，乃败退。季连驱略居人，闭城固守。元起稍进围之。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

二年，正月，高祖遣宣诏降季连，季连肉袒请罪。四月，元起入成都，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