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万历皇帝，很多人都能想到那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到了明朝中晚期，特别是万历一代，官员贪污腐化成性，党同伐异。各地追加赋税，民不聊生，导致各地民变四起。

其实，明代后期兵变才是心腹之患，据史料查证，明末兵变每年就有几十起，明政府也为此头痛不已。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明朝后期兵变不断？本文就以万历年间明缅战争后的金腾兵变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01

缅甸地处东南亚中南半岛西部，与中国云南省交界，很早就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有密切往来。

中国史料对缅甸的印象是“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有时也称缅甸为朱波。

宋宁宗（1194—1224在位）时，缅甸与波斯等国向中国赠送过白象，与中国始有通贡关系。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世祖忽必烈屡派兵征讨之，最终又恢复通贡。

明朝建立以后，长期采取“怀柔远人”的政策，远国一来朝贡，薄来而厚往，凡愿维系表面上的“臣属”友好往来，即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的，一概给予冠带，设立宣慰，维持官方关系。而实际上他们仍是一个独立王国，缅甸情况也是如此。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闻缅甸使臣板南速刺不远万里来朝进献方物，厚赠之，次年即置缅中宣慰使司，以首领卜刺浪为使。

缅甸控诉百夷思伦发侵凌，明朝还遣使居中调停。永乐元年（1403年），缅甸另一首领那罗塔遣使入贡，“愿臣属中国”，乃赠冠服、印章，设缅甸宣慰使司，其地遂有两个宣慰使，但都保持良好的通贡关系，三年一朝，往来不绝。

洪熙年间，缅中宣慰使司逐渐消亡，只剩下缅甸宣慰使司。明朝的实际控制区也以此为界，在人们的意识中，缅甸已为外国，中间的过渡区域如木邦、八百等是一块缓冲区域，再靠内就是永昌、腾冲，已是明朝实际控制的内地区域。

02

明英宗正统年间，征麓川叛酋思任发，思氏为缅甸所获，拒不引渡，并以此要挟赏赐，索要土地，给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其实缅甸本身也是一个分裂且动乱的国家，改朝换代颇为频繁，对明的关系也受其影响，时好时坏。

嘉靖初年，明朝边境的孟养宣慰司，以缅甸掳去首领思任发而结下怨执，孟养宣慰使思陆之子思伦，遂联合木邦、孟密，发兵袭缅报仇，破缅甸，杀宣慰使莽纪岁并其妻子，瓜分其地。

缅甸向明朝方面提出交涉，明朝命永昌知府严时泰、指挥王训调查此事，结果反被思伦赶跑。此事狼狈收场，不见下文，缅甸遂“大憾”，对明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缅甸虽亡，而莽纪岁的儿子莽瑞体却侥幸逃脱，投奔洞吾（东吁）其母舅家，洞吾酋长视为己子，悉心培养。

莽瑞体长大后，继职为洞吾酋长，“沉鸷善用兵”。他首先通过古喇内乱树立威望，附近部落望风畏服，莽瑞体南征北战，领土迅速扩大。

嘉靖十四年（1535年），莽瑞体灭白古，并击败插手内战的葡萄牙雇佣兵。4年后称下缅王。次年又侵暹罗（今泰国），挑起两国连绵不断的战争。

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又屠马都八，将城中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十余国在缅商人的财富劫掠一空后予以斩杀。次年又屠卑谬，再入蒲甘，占领蒲甘后加称上缅王，基本完成了统一缅甸的大部分计划。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莽瑞体征服缅甸的掸族、蒲甘等重镇，建都东吁（洞吾），开创了缅甸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东吁王朝（1531—1752）。

遗憾的是，缺乏国际视野和国土意识，而且主权和疆域观念模糊的明朝，并没有意识到东吁王朝对国土的蚕食，这个不断提出领土要求的国家，终会成为心腹之患。

03

万历九年（1581年），缅甸的莽应龙死去，他的儿子莽应里继承王位。莽应里继承王位后，野心暴涨，不遗余力地向北扩张。

万历十一年（1583年），莽应里率领缅甸军攻陷顺宁、盏达，深入明朝国境几百里，兵力直指大理。缅甸军在拿下的城池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万历皇帝闻讯，怒不可遏，迅速派名将刘綎和邓子龙前往云南进行围剿。

明军到了云南后，迅速召见当地土司，在当地土司的配合下，刘綎和邓子龙在攀枝花大破缅军，取得攀枝花大捷。

随后明军乘胜追击，老将邓子龙率领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将门虎子刘綎也率领军队**，一路收复了蛮莫、孟养和孟琏。当地附逆的大小土司纷纷归顺明朝，明缅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本来，刘綎和邓子龙可以大胜而归，加官晋爵。没想到一件小事的发生，最终酿成了大错。

04

万历皇帝听到大败缅甸，龙颜大悦，认为这次大胜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原因实与刘邓二人连年大破缅军，使对方产生巨大的恐惧心理有关。于是万历皇帝对主将邓子龙、刘綎予以奖赏。

由于当时户部财政紧张，正月下达的犒赏迟迟不见踪影，这已经让常年在外征战的明军将士十分不悦，动乱一触即发。

到了当年四月，万历皇帝看到并未发放赏银，再次催促犒军，但这个时候户部依然借口云南矿银5万已用于湖广的采木，云南巡按李彦章提议说，云南路途遥远，运饷很难，平均运三四两饷银的代价就是折米一石，有点得不偿失，希望援引正统年间王骥征麓川之例，转饷于邻省贵州和两广。

于是兵部想了一个折中之策，打算用南京户部储银的10万两，作为犒赏云南部队的赏银，这一提议，万历皇帝认为很有道理，就批准了。

领导的出发点是好的，只可惜下面的人却把好事做成了坏事。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刘綎手下金腾、武宁的募兵，因裨将廖文雅、王化龙克扣粮饷而发生骚乱。刘綎命令爱将张应龙处理，并提高赏银，说是先到领赏者多给银2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冲突。

没想到，消息传出，其他将士闻讯赶来，围住张应龙索要银两，可怜的张应龙一时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好将自己口袋里的白银20两给了他们。

将士们索要银两不得，居然乘风举火，烧毁居民170余家，腾越知州抱印而逃。消息传到刘綎耳中，他知道这下闯了大祸，立即自蛮莫赶到现场，并以500名亲兵自卫，与乱兵相互僵持，乱兵被勉强劝回。

得知消息的金腾兵备副使傅宠、永昌同知陈克俊、通判陈晨、守备李应南商量追加犒军费用，除上次鼓噪主犯不给赏外，其余2700人于演武场颁发赏银。

开始，官员们准备每人赏银5钱，引起刘綎异议，认为给少了士兵肯定不依不饶，必请给足一两，于是共费银5000两左右，同时下发月粮。

出了这么大的事，巡按御史李廷彦马上上报此事经过，万历皇帝听到这个处理结果后十分愤怒，指责这些士兵恃功邀赏，胁增赏金，蔑视法纪。但云南实在太远，那些士兵也的确立有战功，最后处理的方案，仅对军中有关责任人以“抚驭失宜”的罪名处分，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05

其实，金腾兵乱的根源本在于赏功过迟、将领涉嫌贪污，但却暴露了明朝的症结所在。同时刘綎自己也暴露出致命的弱点——贪图钱财，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弱点，也是整个明代武将的弱点。

《明史》记载：“綎，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征缅之役，勒兵金沙江，筑将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贪，御下无法。兵还至腾冲，甲而噪，焚民居。綎在蛮莫，闻之驰至，犒以金钱，始定。思顺恐祸及，叛归莽酋。诏革綎任，以游击候调。会綎解官至沾益，世曾喜，令与裨将刘绍桂、万鏊分道讨。綎直捣继荣寨，拔之，获其妻妾数人，继荣逸去。隆有义部卒斩继荣首以献，贼尽平。初，綎破继荣，有论其私财物者，功不录。”

日后，与刘綎一起抗倭的将领陈璘也有贪污腐化的嫌疑。在平定播州杨应龙时，陈璘曾向主帅李化龙行贿，结果遇上刘綎的家丁被李化龙打得抱头窜出，陈璘见状也立即狼狈而逃，一时间成为百姓饭后的谈资与笑柄。

其实刘綎为将，几起几落，但“性骄恣如故”，曾经因为小事对马湖知府詹淑拳打脚踢。之后在得知要征讨杨应龙时，又“逗留，多设难以要朝廷”，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自从北宋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不二法则。虽然在明初的时候，武将勋贵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被压制的。即使在永乐时期，武将的地位也是受到压制的，到了土木堡之变后，武将集团受到毁灭性打击。

自此以后，武将处处受文官掣肘，很多武将都自称“丘八”，文官也看不起这些粗人，所以当时的风气就是不与文官搞好关系，可能无妄之灾就要从天而降。

加上万历以后的军纪败坏，为了向上行贿，武将的贪贿之风比起文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普通士兵当兵只是为了少之又少的军饷，当得知自己拼命拿到的赏银被推迟发放甚至克扣，自然也就触犯了他们的底线，兵变也就是旦夕之间的事了。

明帝国武将上层与士兵底层的矛盾，随着战争的频发也日益增加。这种现象不仅仅体现在西南战场，而是整个明朝都在上演。

在后金女真兴起后，明廷加派辽饷，而大部分军饷都被贪墨，所以可以看到明末兵变频繁就和吃饭一样，随时随地发生，明朝的战斗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帝国最高决策者面对兵变却是零容忍的态度，只会杀鸡儆猴，将领头闹事的斩首示众，发放贪墨军饷，以为就此了事。其实这种做法只是治标不治本，兵变也只是各种矛盾的一个综合表现。

就像黄仁宇先生所说：“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止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和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明朝对后金的战争无非是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