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萨尔浒之战是明末形势的转折点。此战之后，曾经被大明压制的女真变成了大明的索命鬼，大明对女真由攻势转为守势。在此战中，明军兵力并没有占绝对优势，为什么会仓促地采取分兵合围的战术，导致兵败呢？

对于此战，很多人都把责任全部推给总指挥杨镐，认为他的分进合击战略实际上是在“排队送人头”。当然，杨镐的能力确实不行。从他的履历看，其官位基本是靠多方周旋获得的，实际的军事能力并没有得到验证。但是杨镐毕竟从军三十几年，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萨尔浒之战的兵败，除了杨镐，大明的文官也负有一定责任。说到底，就是明帝国的国库已经被掏空。

萨尔浒之战时，明军已经武备废弛，有的武器甚至还是正德时期的，这也从侧面显示明帝国的国库储备已经见底。明军在集结时，已近冬季，冬天的东北，作战是很困难的。而此时，明朝内阁却催促杨镐进攻，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这才有了明军四路进攻、企图围歼努尔哈赤的计划。作战最忌讳的就是指挥员受到非战争因素的干扰，如果不是内阁催促，明军详细考察制订计划，步步为营，说不定还能取胜。

不过内阁的催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大明的后勤已经跟不上了。

当时，明军号称四十七万，真实兵力为十万左右，这十万明军也是七拼八凑来的。而当时大明这十万人部队有多耗钱呢？

自戚继光后，明军野战军的装备包括长刀长枪等冷兵器，偏厢车、辎车等车具，佛朗机、灭虏炮等火炮，铁锅、镰刀等工具。此外，随军要携带五天行粮。很多装备都需要牛马等牲畜运输，不然，扛着这么多东西行军，还没等碰到敌人自己就先累死了。

当时就有这样的话：“战车几千乘，神器几千位，甲胄万副，闷棍数万，火攻之具十万，铜铅铁戈矛弓矢，捆载以输者不绝于路，迄今未休。”十万人出征，光是装备的筹备运输就够头疼的了。这还只是步兵装备，明代军队的配置基本是步兵占六成，骑兵占四成。十万人的部队，就有四万的骑兵。这些军马由太仆寺配给，不足的就从民间购买。马匹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最后明军还是通过在西宁等地购买才凑齐了数量。由于正值寒冬，好不容易凑齐的马匹还死了不少，当时上报的情况就是：“营中一日倒毙马二百四十九匹。”可见损耗相当大。

军队打仗要花钱，士兵也不能白白卖命，军饷问题同样令人头疼。为了凑齐军饷，靠早就入不敷出的户部肯定是不行的。明军首先管万历皇帝借，然后再挪用工部太仆寺的钱，还要搜刮各省，以及加派。考虑到军纪、吏治等问题，形势就更加致命了。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供养十万大军，每天人吃马喂，不事先筹备是不可能的。最近的物资在前线辽东，但当年的辽东可不像现在是商品粮基地，而是个穷地方，一年出产90万石粮食，1440万束草，80万石豆，扣除辽东自用以及因女真骚扰造成的损耗，根本不够十万大军塞牙缝的，所以就只能从各地调集。

除了辽东本地，距离最近的就是隔海相望的山东和临近的河北。从山东通过登州进行海运，再转陆运到沈阳，路程有七百里。当时运输一石粮食，人吃马喂就要消耗二三两银子，按规定月粮一石计算，一个月就需要十万石。若通过陆路，从中转地通州到山海关，路程同样有七百里，且只能用牛马运输，相比水运，效率低不说，还更耗费钱粮。

当时的情况就是“兴师十万，日费万金”。据当时户部核算，筹备战事的一年时间里，这方面开支超过300万两，兵部工部也有100万两的开支，这还没有算上当时各地人畜运输损耗以及劳役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4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明朝太仓库一年的存银仅300万两，而太仓库是当时明帝国主要的存银地。当然这只是白银收入，如果所有赋税加起来，折合白银是2000万两。

2000万两白银的收入看似很多，但明帝国的财政支出也很庞大，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皇帝在隆庆五年（1571年）光军费支出就达833万两。打一场萨尔浒大战，光是后勤准备就消耗400万两，达明帝国军费支出的一半。十万明军在明帝国也不算多，明帝国可是有百万军队要供养的。这百万军队，由于卫所制度的崩溃，都要花钱。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当时后勤压力是有多么巨大了。

打一场萨尔浒大战，不光是从各地调集来的兵马和边疆的士兵会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江浙的士绅也感到赋税更重了。在京城的官员也不能高枕无忧，到处协调到处筹钱，本来按部就班的工作就会变得焦头烂额。万历末年的大明根本经不起萨尔浒之战的折腾，经济的捉襟见肘带来的就是军事、政治以及民生等一系列问题。此时的大明，就如万历的身体，看似庞大，实则病入膏肓。

(1) 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曹操是从许都还是邺城出发的，但出征前最后一次记录地点是邺城。

(2) 白檀的位置，谭其骧先生在地图中标注得要更偏西一点。但根据《辞海》的解释，应在“滦平东北兴州河南岸”，故不采纳谭先生的原图位置。

(3) 孛堇，女真语中“长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