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段一事上，《左传》叙述甚丰，其间还夹杂了两处议论。一处是直接解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是阐发《春秋》“郑伯克段于鄢”这短短六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大义何在。另一处是：“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是引述“君子”对颍考叔的评价。
《左传》的成书过程一直是争议很大的，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说法就是《左传》是类似于《国语》或《晏子春秋》一类的历史书，和《春秋》本来毫无关系。这个意见在古代最大的杀伤力在于：明确否定了《左传》是解经之作，把《左传》踢出了经学之林。
这个说法乍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就以克段这节来说，夹叙夹议，明明有两处都是属于阐发义理的，而且第一处尤其明确地就是解经的文字。但是，一方面有人（如郑樵）说这些内容属于经之新意，无关褒贬，而更多的质疑者则认为：这些议论都是后人添加的（第一嫌疑人就是西汉的刘歆），目的就在于把本来一部和《晏子春秋》近似的《左氏春秋》改装成解经著作，把它混入经学阵营里来。而把这些议论文字拿掉的话，完全不会影响到《左传》的流畅性，甚至还会使《左传》的文字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更加流畅。
林黄中曾以“《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与“胡安国说《周礼》是刘歆所作”两件事请教朱熹，朱答说“《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又举《左传·隐公六年》的一处例子，说这“是关上文甚事”。
这方面批评最细致的是清代的皮锡瑞，他指出：把“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拿掉，后文是“遂置姜氏于城颍”，一个“遂”字紧承前边的“大叔出奔共”，一气相承。可见解经的这段文字是后人很生硬地掺杂进去的。
至于第二部分的议论，即“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更于义理不合。从字面上看，这位君子是说：“颍考叔是个纯孝之人，爱自己的母亲，并把这种对母亲的爱心推广到了庄公身上。”然而，儒家的经典义理比如“修齐治平”之类，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自上而下。比如一位国君，注意自身修养，慢慢就会把这种道德光辉影响到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受了熏陶，再继续以这种道德光辉影响自己治下的民众，这就是德治，要自上而下，自内而外。比如《诗经·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说周文王以身作则，先成为自己妻子的好榜样，然后影响及于兄弟、及于家邦。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而颍考叔不过是个边疆小臣，他用孝心来影响郑庄公，这岂不成了自下而上、自外而内了吗？清代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就把《左传》的这段“君子曰”称为“不辞甚矣”，向古文经学发出挑战。
时至今日，刘歆作伪之说已经不再为人采信，但刘歆没动过手脚，未见得旁人也没动过手脚。若仅是这种“君子曰”的置评方式，先秦古籍在所多有，但去掉“君子曰”而文理豁然畅通，这多少总是一个疑点，也或是《左传》作者在编排史料时所加。至于《左传》的“君子曰”是否符合儒家义理，却很难讲。儒家讲爱有等差、推己及人，恰与墨家的兼爱主张相对立，颍考叔也算得上推己及人了，况且这也符合亲亲之道。
无论如何，《左传》这种“君子曰”的编写方式确实是影响深远的，《史记》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有“臣光曰”，都是从《左传》的“君子曰”发源，也显示出当时的史书并不是以现代意义上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非常强调实用性和政治性。但“太史公曰”与“臣光曰”同源而殊途，如杨向奎似乎稍嫌过分地说：“司马迁追求的是天人之学，《史记》用之绍《春秋》，它不仅是经世之学，也是天地间的大法，这是公羊学派的传统。后来的史学家抛弃《公羊》，无此大志，欧阳修、司马光出，开创一代史学，遂欲以史学治人伦而发挥政治与伦理的双重作用，于是《新五代史》中之‘呜呼’，《资治通鉴》中之‘臣光曰’，遂多迂腐陈辞，使原书只能发挥道德伦理方面的作用，经世云云，相去尚远。”
无论是经世之功，还是道德之用，这类观念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强悍，缺乏“以史为鉴”色彩的史学似乎是难以为人广泛接受的，一部历史书常常被要求具备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功效，或者可以让人学习做人、做事的现实道理——不管怎样，在“史实”的背后，总要有一些“道理”才好。故而史书要效法《春秋》，以褒贬而非事实为依归，如四库馆臣赞扬欧阳修《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最后提到史实，却是“事实则不甚经意”。
褒贬分明、义例谨严，这固然可存经世之功，却难免有些邯郸学步之弊，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实用主义被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当“史实”与“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相信哪个、修改哪个呢？
另一方面，不牢靠的正确性未必就会影响到实用性。举例言之：东汉安帝时代，皇帝的乳母王圣恃宠而骄，王圣的女儿也有样学样地出入掖庭，多方受贿。杨震作为一位正直的儒臣，很是看不过去，便向皇帝上了一份奏章，中间有几句话虽然不长，却遍引儒家经典：
《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
这短短几句话，遍引《诗经》《尚书》《春秋》《易经》《论语》，想要说明的只有一个问题：女人不得干政。
《尚书》中引的是《周书·牧誓》，是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在誓师大会上向大家讲话，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要是谁家有母鸡打鸣，谁家就要败落了。现在商纣王他家正是母鸡打鸣呢。
《诗经》中引的是《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是说有智谋的男子可以立国，有智谋的女子可以亡国。这首诗是批评周幽王宠爱褒姒的（据《毛诗正义》）。
《易经》中引的是“家人”卦六二爻的爻辞，“无攸遂，在中馈”，是说妇人在家里准备饮食，这是妇人的正道（据《周易正义》）。
《论语》中引的是最著名的那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文字上略有出入。
《春秋》中引的就是郑伯克段这件事。文中把郑庄公写作郑严公，这是避汉明帝的讳。杨震认为郑庄公首先是“从母氏之欲”，然后是“恣骄弟之情”，发展到几乎动摇国本的地步，这时候又兵戎相向，所以“《春秋》贬之，以为失教”。杨震援引的这则《春秋》经义就是从《左传》来的，应用到现实问题上，就是劝汉安帝不要“从乳母之欲”，不要也像郑庄公一样犯了“失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