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南怀瑾说："曾国藩一生共有十三套学问，但流传后世的只有一套，即《曾国藩家书》。"如果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就会发现其中除了对晚辈的教诲外，更多的是对自我心灵的拷问。

曾国藩(1811-1872),中国近代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清代三杰”之一，洋务运动的先驱人物。曾创办湘军与太平天军苦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他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兵部、吏部侍郎，后任两江总督等职，一生历尽坎坷，几度生死。

从青年时代起，曾国藩就按照京师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十二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即使后来成为高官显贵之后，也从不停止这些艰苦的功课。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

道光年间，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书生意气，加之年轻气盛，内藏傲骨，外露傲气，易冲动，"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明争暗斗，与湖南官场的凿构不合，以及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庖，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脱下战袍从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朝廷上下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希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自己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名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掣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督抚军权实职，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当时是满人的天下，要授汉人以实职是值得皇帝犹豫的，于是皇帝干脆同意他在家终制。曾国藩原本是想借守制为筹码，获得更大的权力以利于自己施展拳脚，却没料到被朝廷顺水推舟。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呆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

在湘中荷叶塘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对自己的为人处世作了深刻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并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一年多后，浙江局面一变，御史李鹤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以解浙江之急时，在郁闷与反省中度日如年的曾国藩不再讨价还价，立即披挂出征了。再次出山的曾国藩，身上多了些从容与迁就，少了些冲动与固执。这些改变对他日后的功名成就无疑是影响巨大的。而这一切，均拜他的自省所赐。在这一年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在这段时光里，他反反复复痛苦地回忆，检讨曾经的过去。也正是由于他这段痛苦的自我反省才有了曾国藩晚年的成熟老练，等到他再次出山时，已渐渐地掩住自己的锋芒而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他是如何深刻地反思与检讨自己的作风。而一个时刻自省的人，言行逐渐平和稳重，性格也会更加完善完美，不会动辄乖张动气、情绪失控。因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要反省，不能靠着本能和欲望去支配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