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洛杉矶时，接到孙张清扬女士的电话，告以病情严重，闻言挂念不已。返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她。

上午八时三十分，抵达孙府。她躺在病榻上，靠着氧气筒呼吸，气若游丝，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将后事一一托付予我，入耳鼻酸，但也不得不抑制伤感，软言慰语，劝她安心养病。望着她清癯慈和的面容，往事如排山倒海般，一幕幕浮现眼前——

孙张清扬女士与我因缘深厚，早年我于栖霞律学院读书期间，她已皈依在退居老和尚桌尘长老座下。只见她经常出入栖霞山，参与打水陆、做法会，虔诚礼诵，态度谦和，但未曾和她说过一句话。

及至我加入僧侣救护队，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照顾受伤的官兵，并于一九四九年春，播迁台湾。孙张清扬女士此时也随着丈夫孙立人将军来台，对于僧青年颇多爱护支助。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讹传大陆派了五百名僧侣到宝岛来从事渗透颠覆工作，我等出家人因而身陷囹圄，幸经孙张清扬女士等人的辛苦奔走，多方营救，才得以洗冤出狱。

在四十年前台湾佛教还是衰微不振之际，孙张清扬女士毅然支持张少齐居士在台北兴办“益华佛经流通处”，后来又在台北中山北路开设“建康书局”，编印流通佛教典籍，同时还在各地讲经弘法，掀起学佛热潮，对于正信佛法的推动普及，有着莫大的贡献。

此外，她又协助东初法师影印《大正大藏经》，此举关系台湾佛教复兴，在当时是教界一大盛事，我也在其中忝任“《大藏经》环岛宣传团”弘法队队长，蒙其欣赏，邀我负责《觉世》旬刊总编辑的工作，与她再度结缘。

记得我在三十岁生日（一九五七年七月）那天，她特别设下素席，以全桌金碗、金盘、金筷为我庆祝，并且表示愿意资助我出国深造，我以出家人顶天立地，志不在此，予以婉拒。但是对她种种礼遇，确实有些受宠若惊。

善导寺在台湾光复后，大部分房舍为台北市政府所征用。一九四八年，孙张清扬女士与李子宽居士等人捐资买回，令其重归佛教产业，并且成为早期台湾佛教的弘传中心，“中国佛教会”也设址在此。她曾试图想将该寺交由我来住持，但终因我年纪太轻以及师承不同，而力荐未果，特来向我说明致歉，我并不以此为意，但是对她这份知遇盛情，却是永志难忘！

近年来，她将台北寓所过户在佛光山名下，指名作为弘法教育基金之用，在短视重利的社会里，对于僧伽教育事业有此远见者，实不多见！

……

从种种事实看来，孙张清扬女士的确是一位不遗余力护法卫僧，并且真心诚意为佛教奉献服务的三宝弟子，不但堪为现代在家居士之典范楷模，其宗教热忱也为吾辈出家僧侣所感佩敬重。

一道刺目的阳光自急驶的车厢外射入，使我从层叠的回忆中惊醒，蓦然发觉自己已在回佛光山的高速公路上。车窗外倒退的景物如过往的历史般一去不返，但是先人开辟的道路仍引领着我们奔向前程。

回程途中，顺道巡视了几所别分院，到达山上，已是夜晚十时。全山一片漆黑，唯有法堂灯火通明，原来弟子们等待接驾，已在此守候多时。现在世俗上有这样孝顺的子女者，又有几多？师徒畅谈至十二时，才尽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