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 七日 星期二(1 / 1)

上午八时三十分,和许水德、李厚高、李建兴、赵昌平等多人,共同为桃园县巨蛋体育馆落成剪彩,在旁观礼者,有民意代表、乡镇市长、地方建设委员、新闻媒体及桃园县民,共计二万多名。

剪彩后,在刘邦友县长带领下,进入馆内,由我主持洒净仪式。

十时,典礼结束后,启程南下,回佛光山。

明天是我的母难日,从上午起,全省各地信徒及各别分院的徒众,都从四面八方回山,为我暖寿、做生日。一年中,我最辛苦的就是这两天,从懂事以来,就不曾有过要做生日的念头,但徒众的孝心、信徒的诚意,我扭拗不过,只好随大众的意思。事实上,心中一点过生日的感觉都没有。

承灵岩山寺住持妙莲长老、陈履安先生、高雄县长余陈月瑛、民意代表余政宪等人好意,专程来山向我祝贺,实在不敢当。晚上,在朝山会馆前广场,和全山住众、服务人员、佛光精舍的老人、育幼院院童、职事、学生、信众约三千多人,一起用自助餐。席间,也有很多即兴表演。

国际佛光会副会长严宽祜居士,转来祝寿信函——

星公大师慈悲:

欣逢华诞良辰,弟子深感惭愧,未能亲往顶礼祝贺,特嘱小女张丽珠前赴高雄代表,借伸贺忱;

乘愿再来身,五大洲咸沐法乳恩。

权留寿者相,三法界景仰利人天。

匆匆草此,敬叩

福寿无疆,如意吉祥

沐恩弟子严宽祜 顶礼

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

澳洲雪梨佛光会督导廖德培居士,代表雪梨地区信众,表达对佛光山的护持,信众们以捐献澳洲南天寺大殿佛像,来替我祝贺!

普门中学校长王廷二,代表普中一五二〇名学生,在建筑、设备、校际比赛等各方面的优异成绩,来向我祝贺。

大慈育幼院参加的一九九二年度台、澎、金、马四十一所公私立育幼院评鉴,获得优等奖及个别项目的环境设备特别奖,各得奖状一面及奖金五万元等。育幼院把荣获的五万元奖金,损献给我做弘法基金。我虽出家,但很有福气,连育幼院都会捐款给我——养儿防老。关心我的信众,大可放心,不仅出家弟子很孝顺我,连育幼院的小朋友也会照顾我。

今天是佛光山开山以来,最值得高兴的一天,不是因为大家都上山来向我暖寿的关系,而是我为佛光山百万信众,找到一位可以代表大家的现代维摩居士——陈履安居士,陈居士不仅是佛光山的信徒代表,也是佛光山功德主会会长、国际佛光会的檀教师。

面对千余名信众,陈履安居士表示:“我们大家都知道,平常就要在生活中修行,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修行?如果不知道的话,请看大师的《心甘情愿》这一本书,大师是真正懂得生活,懂得修行的人。

我上半生并不懂得佛法,直到五十多岁才接触佛法,已染污了太多习性、感到非常惭愧。亲近大师这一年来,观其为人处事,点滴皆是心甘情愿,值得我学习。大师从小就在佛门生活,心灵是打开的,知道我们烦恼,给我们希望;度众的包容随缘,给我们方便;带领我们,给我们信心!大家的欢喜就是大师的欢喜,大家的不悦就是大师的不悦!看见大师的成就,是一个‘果’,其因地一定非常完善,才有今日的福德。

如何向大师学习?就是我们大家要把心打开,大师开示时,要用非常开朗的心来听闻,这是我们给大师最好的生日礼物!”

陈履安先生不愧是佛光山百万信徒的代表。讲佛教好话,对佛教赞美,对佛法有信心,比什么礼物都来得珍贵!

我今年六十七岁,借今日因缘为信徒们介绍我的七个十年是如何度过的?

◎第一个十年(十岁)——

十岁前记忆已不太清楚,因为外婆信佛因缘,而让我接触佛法,四岁就会背《心经》,并与大姊比赛素食,看谁吃得久。我一生中,最怀念的人就是外婆(她有奇功,肚子会发出翻江倒海似的叫声)。

有一次,听大人讲世间上的苦人苦事,主角是一位可怜的老公公,我听呀听的,最后难过地躲在桌子底下哭,一定要想方法去救济他,大人一再劝说这只是故事,并非真人真事。但是我仍然执意吵着家人,半夜去买东西,送给外公,才肯罢休。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有慈悲心,至今仍保有此信念,也常告诫弟子,世间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失去,唯独不可没有慈悲心。

我很爱护小动物,小时候养了两只小鸡,有一天下雨,雨水打湿了小鸡羽毛,我怕它受冻,就提着它放在灶口火炬旁烘干,谁知小鸡受了惊吓,反而跑进灶里面,等到我把它一把抢救出来时,羽毛已被烧光了,下巴也没了,只剩下上啄。小鸡因此不能吃东西,三餐都由我用杯子喂它。如此养了一年多,欣慰的是,小鸡没有夭折,反而大得可以下蛋,尽管蛋小得如鸽蛋,总是活了下来。

又有一次,我的鸽子被别人诱飞走了,我一直想方法要把鸽子救回来,但是却徒劳无功。我不忍心鸽子受苦,竟以跳水自杀逼迫母亲想方法把鸽子赎回来。

我深深感觉从小就要培养慈悲,纵容孩童玩小鱼、小虾,摧残小生命,如此怎么会有爱心?为人父母者不可不注意。

有一年冬天,和邻居在已结冰的河面上玩耍,不慎冰破而滑入河底,几乎灭顶。昏沉中,感觉有一着白衣的人,引导我回家。事后,大家都说这是观音菩萨的感应,至今观世音菩萨名号常住我心中。

◎第二个十年(自学期)——

我十二岁出家,十五岁受戒,受的是传统丛林专制封闭的教育。我先后负责一年半的香灯、三年的司水、六年的行堂(尤其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行堂,双手常冻得皮肉龟裂);衣服破了用纸糊,鞋子破了用木板钉。因为买不起邮票,写了一年多的家书,仍然无法寄出。

有一年害了疟疾,卧病在床,师父遣人送来杯咸菜来慰问我,我感念师父的恩泽,而发下要普度众生的心愿。在焦山佛学院全身长脓疮,脓水粘着衣服,盥洗脱衣时,全身就像脱一层皮似的。专制的打骂教育,物质的缺乏,身上的疾病痛苦,并不觉得苦,反而视为学道必经过程。

十八岁,抗战胜利时,从重庆回到栖霞山,教授推荐我去读师范学院,如实的向师父禀报,师父听后骂道:“混蛋!读什么师范学院。”还打了我两个耳光。后来我自己也想道:“我真混蛋!怎么会想要去读师范学院呢?”

家师有他的前瞻性,让我没有机会接触世间学的教育,才没有从佛门流失到社会上去,爱我者莫若师。

◎第三个十年(著书、度众)——

从焦山佛学院提早毕业后,就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并应地方人士之请担任白塔小学校长。在大觉寺期间,为替师兄募道粮,我背着篓子,挨家挨户的去送平安符,信众在收到平安符时,就倒一碗米在我篓子内,一天下来,有时我可以化缘到百多斤的米。那时我就体悟到,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因缘关系,彼此要互相爱护。

离开宜兴赴南京,任南京华藏寺监院,编《怒涛》月刊,及徐报《霞光》月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三岁时来台。在大陆时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来到台湾,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这虽是人生过程中的苦难,却养成我不屈不挠的毅力和个性。在丛林中过惯了闭关生活,个性变得很害羞不敢面对大众,又不擅长唱诵梵呗,只好以写文章来弘法。在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时,趴在草地上,以大地为床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编《人生》月刊,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在中坜圆光寺挂单期间,买菜、挑水、洒扫、作务,工作之余,一提起笔来,却不被人接受,当时的台湾佛教,只接受苦行的佛教,不接受文化工作。

在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任教务时,很多人担心我太新潮,会把学生带坏。在没有因缘让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之下,我只好走上弘法道路。

我二十六岁到宜兰雷音寺,成立宜兰念佛会、佛教歌咏队、学生会、青年弘法团、环岛布教、弘扬大藏经……《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就在缝纫机上相续出书。我的人间佛教蓝图,也在此时酝酿而成。

◎第四个十年(教育、弘法期)——

在高雄成立“高雄佛教堂”、在新北投成立“普门精舍”、在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获高雄市议员洪地利等支持而创建寿山寺,并创办寿山佛学院。

佛光山是在我四十岁时开山的,最初开山的理念只是想办学,没想到因缘具足而发展成现在的规模。我一生自觉只要对佛教、众生有利的事,一经决定,即使碰到挫折困难,也永不改变。佛光山于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八年的申请,才拿到寺庙登记,到一九七七年才得传授三坛大戒。

我一生不懂得借贷,但为了接引青年学子,而举债办大专夏令营;为了办研究所,利用春节期间到果乐斋卖面;为了筹募教育基金,通宵到太平间念经……有很多信徒是跟着佛光山一起成长的,有很多“历史”大家都参与过。

◎第五个十年(创建各地道场)——

我五十岁以后,佛光山的海内外各别分院纷纷成立,在座的大部分信徒,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跟佛光山结缘。我开始电视弘法,并把佛法带进大型殿堂。

◎第六个十年(国际佛教)——

开创西来寺,并在欧、美、澳、非成立别分院,加强国际佛教的推动,本着融和与欢喜的原则,把佛法弘扬于五大洲。

◎第七个十年(同体与共生)——

创立国际佛光会,带动大家做个共生的地球人、同体的慈悲人、明理的智慧人、有力的忍耐人、布施的结缘人、清净的修道人、乐观的欢喜人、融和的佛光人,共同建立佛光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