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与大陆佛教，就要从一九八九年的“弘法探亲团”谈论起。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十年后，首次再踏上故乡的土地，回到我的祖庭。我带领着“弘法探亲团”将近五百名团员，走过大陆七个省份；在整整一个月的弘法探亲行程中，每到一地，围观群众求法若渴的眼神，总是让我不忍轻易地从人群中走过，特意驻足为他们随缘讲说佛法。

促成弘法探亲这段善因好缘的，是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当年我们经常以书信来往、电话联系，谈论佛教的发展现况；对于国家社会的和谐以及人间佛教的未来，也都有共同的理念。赵朴初居士是一位敦厚的长者，他在信中几番提起，邀请我到大陆探亲、弘法，并且希望我到大陆传播佛教的义理，让中国佛教产生正面的影响。

那时候，我离开故乡已经五十年，离开大陆四十年，承蒙各方人士称赞我对佛教有些许贡献，其实这些都是那许多代我受苦受难的师长们所成就的，此行我只是带着报恩的心情回归故里。除了探亲、报恩，我也希望把佛法的东风带回到这一片土地，助长中国佛教的兴隆，更希望佛法的“心药”，能帮助安定社会人心。

可以说，这次“弘法探亲团”的成就，是一场历史性的破冰之旅。所谓墙内才可以有佛教，墙外不可以谈传教，有关方面希望我只在寺庙里弘法；后来几经协商，终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邀请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作了一次讲演。

法门寺佛指舍利恭送法会于高雄市立体育场举行，十万人通宵念佛（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

回忆初到北京，甫下飞机时，赵朴初会长和我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千载一时，一时千载；千里香花结胜因！”千载并不久，千里也不远，隔绝的时间、空间只是一时的，种子埋得再久、再深，只要和风一吹，甘露一降，因缘和合，再强大的力量也阻挡不了它开花结实。

记得那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会见国家主席杨尚昆先生时，我向他表示，希望中共对佛教的政策能够更开放、更落实，让佛教传教的空间再宽大一点，尤其对于已开放的寺庙，参观礼佛要买门票的作法，也希望可以停止，还给寺庙清净、庄严的道风。

犹记得团员当中，已故的傅伟勋教授还曾在杂志刊物中发表感言说：“此次的探亲团对于佛教本身以及整个亚洲思想与文化来说，实为极大的幸运，实乃中国佛教的起死回生，是不可抹灭的历史意义。”虽不敢言一个月的随缘讲说，就能开启这么大的的作用，但是撒下的一点佛法种子，相信是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