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开山至今已四十六年，转眼即将跨入“知天命”之龄了。走过开山、弘法等种种困难历程，虽不是事事圆满，但也无愧于心。我想，一个团体要永续下去，一定要有传承，唯有“世代交替”，注入新血轮，才会有新生命、新活力，才会更进步、更成长。因此，在一九六七年开山伊始，对于佛光山的制度化，我就着手擘画“佛光山组织章程”，作为大众行事的规章准则。其中之一，对于佛光山住持的任期，采六年一任，可以连续两任。

佛光山寺组织章程

之所以这么订定，在我心想，佛光山不是建大丛林，应该不用十二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筑完成，之后就可以交棒了。因为社会已进步到民主时代，我很不喜欢过去那种皇朝制度下，那种呼喊着“天子万岁、万万岁”的万年帝位。尤其，看到一做“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就成为终身理事长；一做寺庙住持，就是终身住持，更觉得应该自我扬弃这许多专制时代的陋习。

哪里知道，十二年下来，佛光山越建越大，债务越积越多，没有人敢接任住持。再者，佛光山的徒众虽然经过了十年八年的教团生活，但是要在当中选任适当的住持，其时间的酝酿、经验的历练、养深积厚的火候也都还不够。在万分不得已之下，应大家请求“开山宗长可再连任住持一次”，我就做了三任十八年的住持。

十八年时间一到，我认为佛光山的建设已经大体完成，为了佛教法脉的永续、人才的培养，我再也不肯继续做下去，决定交棒。就在一九八五年，我宣布“退位”，由一九五七年在宜兰就跟随我出家的心平法师，担任佛光山第二代、第四任住持。那一年，我五十八岁。

一九八五年“退位”，由一九五七年在宜兰随我出家的心平法师，升座担任佛光山第二代、第四任住持

哪里知道，“退位”这两个字，竟也成为敏感的问题，政府相关单位打电话给我，说：“不可以叫‘退位’，要叫做‘传法’。”因为那时候，政府顾忌我喊出“退位”，是影射蒋经国先生不退位下台，所以执意要我更名。唉！我只是一介僧侣，哪里想到那么多呢？

不过，确实不错，佛教本来也就有“传法”、“传灯”之称，因此，在大家的认可下，更改这个名称，我也从善如流，乐于接受了。

在传法大典中，我向大众说明坚持退位的原因：

一、法治重于人治。人有去来、生老病死；“依法不依人”，才能常住。

二、世间之事，不是“非我不可”。佛法的弘扬、社会的净化，是要靠大家共同来成就的。

三、退位不是退休。退位一样可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普度众生。

四、加强新旧交替。佛光山寺交给第二代住持，正表示一代胜过一代。

典礼中，由栖霞山临济宗第四十八世传人法宗法师、悟一法师、达道法师及我四人，共同将象征传法的袈裟、钵、具、法卷等，传予第四十九世传人心平法师，同时也有心定、慧龙、慧开、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严、依敏、依融、绍觉、依恒、依空、依谛等人受法。从此立下佛光山“恪遵佛制，薪火相传，以制度管理，以组织领导”，树立常住道场民主化的规范。

当时社会的舆论、报纸、电台，纷纷以我的“传法退位”为话题作报道，发表看法。尤其《中国时报》社论、《联合报》专栏，以及名学者如柴松林教授等人，也都发表专论回应，一时之间，引起台湾企业界回响，也觉得应早日学习交给第二代继承，才会创新、富有朝气，不易滋生流弊，又可以培养新血轮，社会更加进步等等。

我也不知道一个“退位”会引来这么大的**，当日在佛光山“传法”给心平法师的时候，确实盛况空前，人山人海，前来祝贺此一盛事。我觉得，自己虽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能为社会做一个率先之举，有益于社会公义，这也是我一生的愿望了。

心平法师做了近两任的住持，可惜因病圆寂，欣慰的是，佛光山的制度已然成形，很快地，便选出心定法师继任第五任住持，以及后来连任做了第六任住持。现在，已经到了第七任、第八任的心培和尚。在此期间，并由六年一任修改为四年一任。

总之，佛光山虽是新兴的寺院、初创的丛林，但它的一切很多人都很关心。现在，已经到了第八任的住持，甚至二〇一二年第九任住持也已选出，这个制度已可以灯火相传了。如同我一再跟徒众强调的，佛光山不是我个人的，是大众的，佛光山不会因住持换人而改变人间佛教弘法的方针。所谓“丛林以无事为兴隆”，以制度公平公正，僧事僧决。我想，季节有春夏秋冬，生命有生老病死，只有“法”是万古常新，永远长存的。

佛光山第七任住持心培和尚（站我左侧）升座典礼。我右二为第五、六任住持心定法师（陈碧云摄，二〇〇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