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女”也许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却是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现象。

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方言中，上海、江浙、东北、北京，把那类不安分守己的女人，有违常规、自不量力的那些行为——统称为“作”。

“作”字，念平声，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中，也许同源于“兴风作浪”，“犯上作乱”，“作孽”，“作恶”的那个“作”。到了当下，还有“作秀”的“作”。“作”字专指女性，从未有人说男人“作”。“作”立足于男性价值标准，是男性强加于女人、带有贬义的动词。在我们以往的文化概念中，“作”是一个坏词儿。

我想为“作”字正名。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其实是一个好词儿。

好作品不仅要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应当触动读者的神经。

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女性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以及女性自身的严峻挑战。

近20年来，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的行为常常不合情理，为追求个人的情感取向以及事业选择的新鲜感，不断地折腾放弃；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于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的承受，而是主动的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筋疲力尽……

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

在我看来，如今“作女”的横空出世，是女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的别样方式；是现代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能力的检测与发问。“作女”作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新现象，恰恰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无法跨越女性个体盲目和狂热地“作”的这一历史阶段。

“作女”群体的崛起与涌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社会的进步诱发了女性强烈的“作”欲。这是对几千年男权社会，所制定的种种戒律和道德规范的颠覆与反抗。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纲常伦理，在商业时代的逐渐弱化，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飞翔空间与更多的梦想。

但由于女性整体的能力和素质不足，女性身体和生理的局限性，使得女人只能以冒险精神和非常规的做法，对压抑束缚她们的一切作出本能抑或是极端的反应。

她们的力气不够顶开头上沉重的盖板，所以只能一点点拱动，拱动就成为女人“作”的姿态与形状，恰如女人的身体曲线。“作”的欲望来自女人的身体深处，是女人与自己进行的持久战争。

由于女性的性别特质，她们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她们通常被感性所支配，往往作出非理性的情感判断。这是“作”的生理依据。“作女”不一定可爱有时甚至令人讨厌，但一个社会若是缺少“作女”，我们的生活就会减少许多活力和色彩。

“作”的过程会使女人获得心理上的种种快感，爆发出强大的内在冲击力。

“作女”不同于“女强人”，她们并不看重最终目标，只希望通过“作”来使自己的人生有声有色，所以小说的女主角卓尔说：我“作”故我在。

一部分“作女”的成功与获利，具有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作女”。“作女”不一定能“作”成功，但不“作”的女人多半不能成功。机会与灾难，通常同时降临在“作女”头上。

“作女”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女性对自我的过度张扬，造成家庭的不稳定以至解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女性为此将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一部分走火入魔的“作女”，甚至会走向犯罪。我对“作女”们抱着赞赏认同，却又不得不时时为她们提心吊胆的矛盾心情。

那些较低层面、低水平的“胡作非为”，暂时不在本书的关注和描述之列。

“作女”群体实际上由各个性情迥异的“作女”个体组成。

“作女”没有年龄限制——少女少妇中年老年，只要想“作”，随时都可以“作”。她们其中有的人为物质生活而“作”，有的为精神追求而“作”；有人是先天性自发的“作”，有人是后天被迫的“作”；有人是阵发性间歇性的“作”，有人是持久性锲而不舍的“作”；有的真“作”，有的假“作”；有的明“作”，有的暗“作”；有的狂“作”，有的蔫“作”；尽管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但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女性解放全靠我们自己。

如今，看看我们周围的女人，大家会发现“作女”们真是比比皆是。“作女”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本书并非是“作女”大全，只是写出了一个名叫卓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友们的一部分生活。但愿这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同时，我对那些温柔贤淑、勤恳敬业的女人，依然心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