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早春的一日，我收到了一封从《小说月报》转来的信件。

信是从济南发出的，一个陌生的地址。看样子是一封读者来信。

信中的大意是这样的：我是济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最近刚读了《小说月报》1995年第二期上选载的您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系列之一《非梦》。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某一段故事，与我失踪多年的二哥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冒昧地给您写信，希望能与您联系，以便得到进一步证实。

信尾还有一些感谢的话，感谢我写了这部小说，等等。

写信的人叫做贾民卿，与我作品中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那位青年人贾起同姓。他说他的二哥原名贾汉卿，出生在青岛，20世纪30年代末离家参加抗战，后辗转到江浙一带，曾在金华地区加入过抗日组织朝鲜义勇队，1941年左右与家里失去联系，从此音信全无。据说贾汉卿后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在天目山地区英勇牺牲。但至今几十年过去，没有接到过有关方面的任何书面通知，更无法得知贾汉卿遇害的详细缘由和经过，贾汉卿最后的下落便成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疑案。最近，他和他的家人偶尔读到了我的《非梦》，深感小说中那位牺牲在天目山的爱国志士贾起，无论年龄、籍贯、身份和经历，还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都同真实的贾汉卿一一重合。那么，小说中的贾起，是否就是他失踪多年的二哥贾汉卿呢？

他在信中急切地表示，若是小说中曾与贾起相恋的朱小玲，也就是作者的母亲，至今依然健在，他很希望我母亲能告诉他贾汉卿牺牲前后的真实情况，至少，他和他的妹妹贾子义，还有可能知道汉卿最后的埋骨之地，也许有生之年，还能为死去五十多年的亲人祭扫荒坟……

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信纸上的字迹一片模糊。

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山东人贾起了。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烈士和活着的英雄进入我的生活和记忆的。

那是很多年中一直被妈妈不断重复叙述着的故事。叙述多半发生在夏日的某个夜晚，四周闷热无风、溽湿窒息，树叶静止不动，像一幅阴森而狰狞的剪影。年轻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缥缈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了。惟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每一次都尖锐无情地穿透贾起高大的身躯，然后重重地坠落在我的心上。

那是真的，是真的吗？

这样的问题虽已重复多次，妈妈的回答也毋庸置疑。但多年前牺牲在浙西大山里的贾起，对于我仍是一个疑虑重重、神秘而虚无的谜。

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去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于是除了父亲之外，一遍遍地向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复述这个故事，诉说她在贾起死后的若干年中，由于一直无法找到贾起家人的歉疚和不安，便成为她赎罪和寄情的某种方式。

多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我离家北上前那些少女和青年的岁月里，妈妈无法忘却的贾起，每一次从夏夜里若隐若现、飘忽走来的那些日子，恰是贾起牺牲的祭日前后。

故事其实并不十分复杂，1943年，朝鲜义勇队在江西上饶被迫解散时，妈妈决定跟着贾起一同到东北去寻找抗日联军。北上遥远的路途需要一笔盘缠，妈妈说可以回德清老家去筹集。而去德清的惟一路线，必须经过国民党势力盘踞的浙西天目山。对此贾起曾表示过犹豫，但他最后仍是陪同妈妈去了浙西。到达于潜后，被相识的熟人认出告密，两人突然同时被捕关押。妈妈的家人闻讯赶来，欲用重金将妈妈保释出狱，但遭妈妈拒绝，坚持要家人将贾起同时保释。就在家人回去筹钱的几天中，风云突变，日军扬言进攻天目山，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调查室奉命将犯人分别转移至深山。由于途中行动不便，遂仓促将一份黑名单上的人，秘密枪杀于深山之中。待母亲的家人携款前来，妈妈方知贾起已从容就义，遗体无踪。她哀恸欲绝，却已无法挽救贾起的生命。直至贾起死后，妈妈才知道贾起原来是浙西行署早已通缉在案的中共党员。

妈妈不能原谅自己。贾起从此是她心里永远的痛。

当我成年以后，我想我曾对妈妈说过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况且贾起之死，妈妈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后果和责任。

但妈妈固执地摇头。后来她说你难道不懂得贾起之死，与你生命的某种联系吗？如果贾起不死，我也许会嫁给他。那么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我无言。

贾起之死，就这样成为我生命的一种缘由，并且是后果和责任。

贾起的亡灵从此不仅在他每年的祭日来访，而且开始突袭式地降临，时时刻刻与我同处。他一次次闯入我的思维，与我娓娓交谈，向我切切发问。

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个故事。为妈妈也为我自己。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故事。我只是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潜藏着一些尚未被人透视的更深层的意思。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感受，却常省常新。

我在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第三章（曾作为中篇小说《非梦》的一节发表于《收获》杂志）结尾处关于贾起之死，曾有这样一段感慨：

然而对于这场悲剧，我却持有与我妈妈很不相同的看法……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因为他爱她。是爱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险。他把他的生命同时献给了革命和爱情。而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了一步到达。事实上，我们所无限景仰的爱情和革命，彼此从没有和睦相处过。革命摧残着爱情，而爱情又折磨着革命。这个爱与死的话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

我把那封济南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的妈妈。我拿起电话，却又放下。我不敢立即在电话中向妈妈报告这件奇事。我担心这位乘坐着白色信封，来自长空天际的贾民卿先生，会让妈妈脆弱的心脏一时无法承受。

于是把贾老先生的信，郑重其事地装入信封转去杭州家中。再给妹妹打了电话，让她婉言向妈妈陈述。我无法想象妈妈收到信会是什么样子。当泪水湿透了信纸的时候，50年的沧桑人生已是一片空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余音微弱的回响，会在妈妈心里激起何等强烈的震撼呢？那是一个痛楚又欣喜的时刻——真实的故事变成了小说之后，小说竟又繁衍出真实的新故事。

那以后的事情，作为小说的作者已无所作为。我只知道贾民卿先生已被妈妈绝对地肯定为贾起的哥哥。想必贾起当年活着的时候，是曾经详细地向他的女友介绍过自己的家人的。妈妈很快给贾民卿老先生回了信。据妹妹报告，妈妈写那封信时，一边写一边哭，信纸撕了一页又一页，从早上一直写到夜里，忧喜交加。令她欣慰的当然是贾起的家人至今依然健在；忧的是当年贾起被秘密杀害以后，她始终未曾得知贾起遗体真实的埋葬地，几十年来，连她都无法为贾起祭扫墓冢，如今更到何处寻觅莽莽大山之中的孤魂呢？

但故事外的故事，却开始在我小说以外真实的人世间延续和发展。

济南的贾民卿先生收到我妈妈的复信之后，将原信转到青岛老家，那里有他们的小妹贾子义。贾家兄妹关于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的申请报告，很快送呈青岛市民政部门。报告被批准立案以后，查证小组的三位同志即赴杭州取证。小说中至今依然健在着的人物，变成了贾起一案的证人。历史事实证明，贾起于1940年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国共产党。牺牲前，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进步文化活动。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位在南京，一位在北京，他当年从事进步活动中的五六位战友和狱中难友，都义不容辞地对贾起的革命历史作出了证明。1943年贾起牺牲前后，与他同关一处牢房的杭州大学关非蒙教授，对前来查证的青岛同志说：“我就是一位死里逃生的见证人。当时我在牢房里目送贾起被持枪的士兵押走，过了一阵，听到间断的枪声从山里传来，我明白敌人对贾起下了毒手。”还有一位知情者俞某作证说：“当年，贾起上了国民党党部的黑名单。解放以后，国民党于潜县党部书记长曹某被镇压时，人民法院贴出判决书，上头列举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

经过多方面的核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公安部门档案、地方党史的资料记载，对贾起1943年牺牲前后的情况基本查清。一个活生生的青年革命者贾起的形象，50年以后，终于在干涸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来。

至今年5月，贾起的妹妹贾子义女士，为贾起一事专程来到杭州，就住在我父母家中。贾起牺牲了半个世纪以后，两位从未谋面的老人，被一部小说牵引着互相走近，在贾起付出了生命的旧地重续前缘，共同凭吊和纪念她们的亲人和友人贾起。至此，我妈妈才知道，贾家在革命胜利前和革命胜利后，先后献出两个儿子：贾子义的二哥贾起，牺牲于白色恐怖时期；而三哥贾超，1957年“反右”时，因为一幅漫画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崂山月子口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不幸“失踪”。究竟是“自行失足落水”，还是别有原因，现已无从查考。到宣布“右派”“摘帽”时，根本已找不到贾超其人。家属向有关方面要人，最终仍是不了了之。

贾家老母为盼两个儿子归来，从20世纪40年代等到60年代末，眼泪流尽，郁郁而终。

曾经收到过贾民卿先生寄来的一张贾起年轻时的照片，委托我转寄给妈妈。

照片上的贾起，面膛宽阔，五官端正，眼神凝重而深沉，嘴唇的棱角线很是分明，有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一头浓密的黑发，用清晰的中线分开，留下了20世纪40年代的标记。

我很惊讶，这个贾起，就像我们无数次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些英雄人物，或是领袖形象——真的是一脸正气。

我与他默默相视。他那坚毅而悲壮的眼神，飞过荒郊野岭，穿过时间隧道，在路上整整走了50年。

妈妈几十年遥望默念的贾起，就在这一瞬间里复活了。

贾起的复活，是因为他从未在他的亲友们心中真正死去过。

妈妈把一个消失的贾起交给了我。于是我用文字盖了一座永久的房子，用以供奉他漂泊无踪的亡魂，以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但我没有想到，贾起真的会在那些无声的文字中苏醒。

在小说中苏醒的贾起，记起了他50年前被猛然斩断的生命，和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

或者说，贾起就是为那些未能了断的亲情而苏醒的。

事后想起来，这个故事外的故事，确有些不可思议的奇妙和蹊跷之处——

为什么他的小妹贾子义的大女婿赵传康先生，去日本出差回国，在上海机场候机厅等候转机飞回青岛时，想找一本杂志消磨时间，偏偏就读到了1995年第二期《小说月报》呢？

赵传康怎么就恰恰注意到了书中人物贾起，与他妻子姜盈的二舅舅经历相似，回到青岛以后，便急急禀告给岳母大人了呢？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诱导着、牵拉着他们，将他们悄悄领到了那本杂志面前。

是谁呢？还会有谁？

惟有贾起的幽灵，知道自从自己失踪之后，父母兄妹的焦虑和渴盼。

惟有贾起本人，九泉之下仍然放不下尘世间的亲缘。

但已成为浙西天目山孤魂野鬼的贾起，又能如何向远在山东的家人，准确地传递自己最后的噩耗和信息呢？

这一等便是50年。

贾起一定曾无数次向妈妈托梦。期待他信赖的女友，去完成这庄严的嘱托。贾起的托付是有前提的，他希望有朝一日，让朱小玲的女儿用笔来写下他们以鲜血奉献的真诚与抗争，也借此能给予他的家人一份文字的凭据。

那是一份没有契约的协议，而我签了字，却对此一无所知。

这便是后来刊登在《收获》杂志，又经《小说月报》转载的《赤彤丹朱》系列之一《非梦》。

于是他的游魂从天目山的某个地穴里悠**出来，飞过崇山峻岭，越过长江黄河，徘徊在西子湖畔，降落在青年时代求学的大上海，把那本刊载着他下落的杂志，借风借雨，最后辗转交到了自己家族的后人手里。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对自己曾经献身的理想，作出一个理性的交待。

冥冥之中，其实贾起一直在试图引领着我。只是我的彻悟来得太晚。

那不是神灵也不是信仰，而是一种长存于世的生命信息。

有时候，我凝视着《赤彤丹朱》赭红色的封面，觉得那其中也有贾起的鲜血，一直渗入到华夏大地的深处。可惜，它残留在地表的颜色，已经同红色革命的主题无关，只沉淀下来种种有关人性本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