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机会与一些初高中的学生座谈，说起语文教学来，孩子们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最不喜欢的就是语文。我即非常吃惊，遂问，难道语文比外语还要难学吗？他们说，是的！再问为什么？他们就说，语文考试常常不是课本上所学的内容，作文题也大都又偏又怪，很难拿到高分，久而久之就不愿学了。

回来之后，寻思起这事儿就觉得怪严重，若是一茬茬的孩子都对语文失了兴趣，喜欢外语而不喜欢母语，后果还不堪设想哩！同时也说明，这个语文教学可能确实有点问题，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来教去，将一种最有趣味的课程教得让学生们失了兴趣，不愿意学了，那还不说明你这个教学的本身有问题？我注意到连续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确实是又偏又怪的，特别那个假如记忆能够移植，纯在那里胡说八道，让学生们作这样的文有什么用？既然初高中是打基础的阶段，而语文又是基础的基础，那就不如在基本功上考考他们。比方说，文学就是人学，你让他写好一个人物，构思一个细节，描摹一种心态，抒发一点真情实感，或者说明一个道理，给人一点启示，哪怕就是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比这个有用得多。常见一些大学生，往往不能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个他真正想表达的思想，甚至连他自己所受的委屈都诉说不清楚，啰啰儿半天还让人不得要领，就是让你们出这些偏题怪题给闹的！

于是就想起我小时候学语文的情景。我是从小人书开始爱上语文这门课的。五十年代初，我们家里老是住着些工作队，而工作队的同志每次来都要带一些小画书给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看见那些带画的书真是惊讶得了不的。我从他们那里知道这种小动物也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东西的人就叫作家。我懵懵懂懂中就对写这些东西的人产生出无限的崇拜。他们还鼓励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作家，而要当作家首先就要学好语文。我受那样的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学起语文来就特别带劲儿，越学越想学。那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一节课往往只学一句话，仅“开学了”三个字就要啰啰儿一堂课，我往往不过瘾，常常把老师还没讲到的就先学了。

我始终觉得语文是所有课程中最有意思的一门，特别是被统称为记叙文的小说与散文及古典诗词我都喜欢。我对鲁迅先生的《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祝福》，周立波的《分马》，杨朔的《海市蜃楼》，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等的理解，便是那时老师教我们的。耳熟能详的李白的《静夜思》、《蜀道难》、《早发白帝城》，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等，也是那时留下的印象。这些东西引我们进入广袤无垠的文学天地，让我这样的农村学生大长见识；同时也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你会为这样美丽的文字所震慑、所吸引。我那时即产生出一种偏见或误解：所谓的学问其实就是指语文，而数理化只能叫知识，语文老师看上去也要比其他老师有学问。同时也激起了我的一种冲动和欲望：将来也要来上这么一篇，选到中学生语文课本里去。

我到现在还记得初一时老师给我们讲《石壕吏》的情景。那语文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讲到“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时候就拖着长腔，那小吏呼喊叫嚣得多么凶恶啊！那老妇哭泣得多么凄惨悲凉啊！这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又是多么的逼真啊，这整首诗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啊……听上去特别有感情色彩，也特别有学究气。他只给我们上过半学期的课就退休了。我就觉得语文这门课还就得年纪大些的老师讲起来才值得信任。若干年后，我至河南参加黄河笔会，在从洛阳去三门峡的路上，就看到了处于两山夹峪之中的石壕村，默诵起“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还依稀记起语文老师那拖着长腔的声音。

我在整个高中阶段一直喜欢说一句非常别扭的话，叫“‘他终于不说文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吗？’了！”那是鲁迅先生某篇文章里的话。得空来上那么一句，就经常产生点喜剧的效果。鲁迅先生的许多特殊句式，我就是那么记住的，它对我后来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真的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那时的语文老师叫王兆林，也是看上去特别有学问的那种。他在刚开始接替另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出于一种摸底的目的，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结果不少同学就写成了新学期的打算与计划，有的还列出了一二三。他讲评的时候就说，我料定你们会这样写的，你永远要明白这是作文，而不是开班务会让你们订计划；接着就讲了一通拿到一篇作文题之后该怎么样的审题，题中应有之意与延伸的意义等等。我们此后再写作文的时候就不怎么跑题了。

对语文的兴趣，是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的原动力。我也认为对语文产生兴趣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乎格外培养。要说好中国话，就得学好语文。拿文字跟数字相比，文字肯定会比数字更有魅力。无论你将来做不做有关语言和文学的工作，都得学好语文。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就更加体会到语文的重要。——那次我跟一些初高中学生们座谈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