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特意表现的幽默；你越让我幽默我越矜持。

编辑小姐在约这篇稿子的时候，让我写得幽默一点。我当时好象也答应过一定要幽默一点的，可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怎么就幽默不起来呢？这让我想起一次看台湾的生活节目《非常男女》，主持人在介绍某位先生时说该生特别幽默，因而在“一见钟情”的初选中赢得了人气最旺的最佳先生。在此后的活动里面，我一直想看看该生是如何的幽默，他却自始至终在那里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最后也没看出怎样的幽默来。看来幽默是不好特意表现和表演的，即使他是幽默大师，你让他即席幽默一下咱看看，他也绝对幽默不起来。卓别林拐着外八字的脚在那里一扭一扭，那不叫幽默，而是滑稽。但他拧螺丝上了瘾，拿着把大钳子追在一个女人的屁股后边企图拧人家裙子上的扣子就有点幽默了。赵本山演小品，动不动就摔一跤，要么从炕上摔下来，要么往沙发上坐来着一下坐空了摔个屁墩，那也只能是滑稽，可当他当面吹捧范乡长说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幽默感出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幽默是一种气质、品格上的东西，它只能自然而然地流露，而不可以故意地表现或表演。你越让我幽默我就越矜持，你若一定让我在此篇文章里幽默一下你看看，我也会一言不发。

我们写张三、写李四，总也写不好的是自己；大家都在写作，可谁都不谈文学。

上级考察干部，一般都要搞民意测验或找他所在单位的党支部，而很少找他本人。你若了解一个作家，也别指望仅靠他的一部作品就借以断定。他即使再标榜自己是怎么样的个性化或私人化写作，他那个第一人称也仍然不是他自己。人说人品即文品，主要指他的思想、审美、情思或情趣，你对作家本人的形象、性格、脾气仍然不甚了了。特别让写小说的说一说真实的他自己，就更难了。

这是因为作家所表白的思想，塑造的人物，抒发的情思，差不多都是过滤了、美化了或放大了的。是应该怎么样、会怎么样，而不是已经怎么样了的。作家所表白的思想及塑造的人物，一般都比他本人高尚和美丽得多。

我固执地认为，作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该塑造人物。

一个诗人终生有一两首能让人琅琅上口的诗留得下、传得开，就是好诗人了。

一个小说家能在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一两个立得住、让人记得牢的形象，也是好作家。

所以我们终生都在写他人。我们写张三、写李四，而总也写不好的是自己。

我们最不了解的往往也是我们自己，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些什么病，你所知道的，都是医生告诉给你或什么医疗设备检查出来的，他说你有病你就有了。

我们一般也不知道自己说话的声音好不好听。多年前我在广播站工作的时候，曾为自己录过一次音，按说我们对自己的声音应该是最熟悉的了，好象也并不觉得难听，可录出音来一放，就觉得十分的陌生，仿佛不是自己说的，也觉得不如人家说得好听。打那我即多了几分自知之明，说话不是我们的特长，千万不要到电视或电台做什么嘉宾主持。

我最近喜欢这样一句话：大家都在写作，可谁都不谈文学。

以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渴望与呼唤温暖

我喜欢玩儿，但更爱写作。写作让我踏实，让我愉快。我以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惜我从来没得过此称号）。我几乎无时无刻地不在思索和工作。我很累，却往往给人一个轻松的感觉；我很苦，却常常让人觉得很快乐。

我比较有苦难意识，但又不太喜欢写苦难、写残酷、写丑恶。我总是将讽刺与批判化作趣味或意味的方式。我喜欢写一些令人温暖和多趣的东西，写点可爱的小文章。即使我周围的环境不怎么温暖的时候，我也还是喜欢写温暖，叫作渴望或呼唤都可以的。有评论家说我善于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于苦难里面书写温暖。是的，我就是这么个人。我将我的这些意识或想法，让“牟葛彰”在《乡村温柔》里替我说了一下：“综上所这个述，你听出我喜欢说一些美好的事物、温暖的故事、轻松的话题，而极力回避痛苦、残酷、丑恶、尴尬之类的事情了吧？对了，我就是这么个人，这与我的性格、心地及周围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痛苦是肯定都有的了，谁没痛苦？我只是不说……嗯。”

写温暖，写喜剧，哪怕是变调的喜剧，不如写痛苦、写悲剧让人觉得深刻，不容易讨好。我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又至死不改。我想那大概是另外一些作家的任务或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