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单位知名度不高，一般人不知道在哪里。即使你是老济南，你可能知道马记或俊记牛肉店，蒋家或王家烧鸡馆，却未必知道作协所在的具体位置。有一次一位本市的朋友要接我去干件什么事情，我在电话里告诉了他半天，他还是不知道在哪里。还是我朋友聪明，他说你单位附近有什么酒店吧？我蓦地想起一个，他即说，噢，原来在那里呀，你到那酒店门口等我去吧。

我在那里等他的工夫，心理上即有点小失衡：别看你单位是个什么级，从里面出来的人一个个也感觉良好，好像多有学问似的，可还是不如人家一个小酒馆出名，遂想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作协在××酒店的哪里？

朋友知道小酒馆而不知道作协，估计与他经常出没于各种各样的酒场儿或酒店也有关。可即使他不是什么酒鬼，也未必知道作协在哪里，你也没必要非让人家知道不可。认识酒店的老板吃饭能打折，知道作协在哪里有什么用？

我强调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相反，我恰恰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的人民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到经济领域或与消费有关的事情上，而只盯着意识形态的某个部门，那才是不正常的。一个政府如果不把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有了钱不是首先用到解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上，比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了，救救灾了，扶扶贫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了，而是首先解决某个文学问题或某张非常专业的小报上，那也是不正常的。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生存与发展的理解。我们曾引导企业有困难不要找市长而要找市场；农民蒜薹卖不出去，不要找政府而要找信息。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么就不去找市场，而只会怨天忧人，要么埋怨政府不支持，要么埋怨断奶之政策呢？甚至将国家的正式刊号及舆论阵地当作达到自己某种私利和福利的筹码，一边投靠还一边骂娘，就是不埋怨自己无能。

文学当然是重要的、神圣的，但它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以及管理它的某个部门不能划等号。正像中华民族的文化很重要，但与之有关的某些部门诸如文化馆、歌舞厅、夜总会、录像放映点很可能成为扫黄打非的对象二者不能划等号一样，你也不能因为某个文化馆或歌舞厅生存不下去，就虚张声势，在那里发动别人与你共伤怀。

我们注意到，同样的政策和条件下，大部分断奶的报纸和刊物都生存得很好，有些只有内部准印号的报刊生存得也不错。有的纯文学刊物甚至还主动要求断奶，如《大家》。有些很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如《小说》、《昆仑》主动停办了，据我所知，也不是因为经费问题，而是他们内部调整改革的结果。

而且文学事业有一个主体和载体的问题。学校里面的教材、教师是重要的，但围绕着教材做文章的诸如各种辅导材料、高考试题集锦之类就很可能是投机取巧、假冒伪劣。那些声称为教师服务的管理部门，一般也比教师生活得好，他们坐着小轿车为你这挤公共汽车的人服务，一旦与你一样挤公共汽车了，就会咋呼国家不重视教育。而管理文学事业的某些部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底，文学事业还是少数人的事业。钢铁是重要的，但全民大炼钢铁就会劳民伤财；文学是重要的，全民大搞文学也要起祸端，起码比较容易引发阶级斗争。

所以，人们知道某某小酒馆而不知道作协，这很正常，犯不了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