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寂寞或谈恋爱（当然是异地恋人）的时候，最想见的是什么人？邮递员。邮递员到你单位去一般都挺有规律，上午或者下午，届时你会早早地等在那儿。他一来，你们围上去了，如果你与那邮递员熟一点儿，说不定还要向他手里夺信。你拿到了，欣喜若狂；没拿到，头垂气丧。你甚至没注意那邮递员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就在你沉浸于欣喜或懊丧中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走了。——这是我比现在年轻二十来岁的时候经常遇见的一个镜头，当然是身在异埠的部队。

我曾在一个海岛上工作过一段，那里的邮递员就更加受欢迎。那时物质生活贫困，文化生活枯燥，既无电视可看，也无收音机（只有一只半导体，领导们管着）可听，遂格外的盼信盼报。岛上的报纸及信件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好像是礼拜一），那邮递员届时就自己划着小船过来。我们在山顶上远远地看见，一般也要迎到海边儿去。有时就在海滩上分信分报，那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我们欢喜跳跃、追逐嬉闹，甚至故意将别人的信藏起来，让他着急上一小会儿。那邮递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身体挺棒，说话挺幽默，也挺能吃。他来送信一般要吃顿饭再回去，他一顿能吃十三个馒头（四个一斤）或六大碗米饭。有一次，一个四川籍的炊事员没有收到信，竟朝着那邮递员发火，说是别人都收到信了，为什么就我没收到？你老小子将我的信给丢了吧？饭吃得倒不少！那邮递员也不生气，反过来还安慰他：别着急，你的信正在路上呢，现在该到山海关了。他走的时候往往要捎一大包信回去。有时你看了信之后需要马上写回信而又没写完，他就在旁边等着。早晚敛齐了才走。

所以，我一直有个概念：邮递员将外边的信送来，也将你写的信捎走。直到我来省城才发现，城里的邮递员是只管送不管捎的，你要寄信需亲自到邮局去。

小时候看过一本小画书，书名忘记了，但内容还记得，说的是全国解放不久，一外国记者来中国访问，见马路旁边的邮筒上贴着每天几次取信的时间，遂问一个少先队员：这时间表准吗？那少先队员出于一种荣誉感，说是准的，到时邮递叔叔一定来！他二位即在那里等。等的过程当然就带有考验和打赌的性质：看看中国的邮政是个什么面貌。比方下午三点取信，两点五十五了还没见人影，那少先队员忐忑了：别是半路上出了什么事儿吧？而那记者则露出了不怀好意的表情。两点五十八、五十九了，仍然没来，那少先队员紧张了……可就在离三点还差几秒的功夫，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出现了，赶到那邮筒旁正好是三点。少先队员露出了自豪的笑容，我们也松了一口气，而那外国记者则竖起了大拇指。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小画书的最后几句话是：邮递员叔叔为国争了光，他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是能够管好邮政的。因此，我自那时即有一个印象：邮递工作是以准确及时、一丝不苟为特质的，是怎个事儿就怎个事儿，不能打马虎眼。

印象中，邮递员们的车技都比较高明，他们的自行车质量也比较好。邮递员若是女孩子，再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娴熟地那么行驶着也比较好看。——这是我刚开始学骑自行车时留下的印象。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觉得邮递工作不仅是重要的，同时也是美丽的。

因工作的关系，我与邮局打交道比较多。你写了稿子要去邮局寄，不时地来点小稿费要去邮局取，几乎每天还都有些报纸杂志的送来。它是我与外界及远方的亲人联系的唯一纽带，不能想象若是离了他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有时人家稿子要得急，比方等着下稿发排什么的，我于深夜写完了稿子，会立即装好再跑到邮局门口塞进那里的邮筒里。于深夜出去寄稿件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了，如鲁迅的寄“两地书”一般，既神秘，又刺激，同时还有着完成任务之后的那么一种喜悦和期待，比收到稿费的感觉还要充实，还要温馨。

不足的是，邮费提得太快了。我记得他们刚把邮费提了，平信市内五毛，外地六毛。可没几天他们又提成市内六毛、外地八毛了。像我这种写东西的人就让它治毁了。而你的手里还有先前那些面值为四分、八分、两毛、三毛的，你要寄篇稿子，甭说小中篇，就是个万把字的短篇，也能将整个信封给糊满了。

还有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提稿费，绝对不可能马上提出来。她绝对让你等一会儿，你也绝对会发现那服务员永远都在数票据或者数钱。有时一上班，她就要做着下班的准备做合计的工作，可又奈何？你没治！他独家经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想起来还真让你上火，你觉得邮政工作的意义与他们的经营是分裂的：意义是重大的，而经营是差劲的！从那个麻烦十亿人方便它自己的邮政编码开始，他们就基本上没干方便消费者的事情。